《悲情城市》  20周年——专访侯孝贤

文/阿玛

《悲情城市》最初也是想拍一个很江湖、很艳情的浪漫故事，“像一曲悠扬的萨克斯风，低缓奏出早期台湾黑社会的浪莽苍凉、东洋余韵，血性阳刚却又温婉美丽，教人动容不已。”朱天文说。它的名字就来自台语歌《悲情的城市》，和另一首侯孝贤喜欢的歌曲《港都夜雨》一样，既浪漫又有土流氓的味道。

这些传统的东西对侯孝贤很重要，他第一次编剧的《桃花女斗周公》就是从元杂剧改过来的。“传统戏曲忠孝节义那一套对我影响非常大”，再加上父亲那种文化人的形象，侯孝贤知道自己不可能 走黑社会那条路，后来去当兵，把赌博打架的生活斩断了。在走之前，他在院子里把国民党党证烧了。“这种‘反’，就是一种直觉，我心里非常清楚，以后我绝不会做公务员，绝不会在政府机构里做事，这是武侠小说和传统戏曲对我的影响。”

侯孝贤自己最喜欢影片的最后一幕：老人、孩子和一个痴呆的成年男子在桌上吃饭，女人们忙进忙出。无论政治系统怎么变，在“悲情城市”里，这个受害的家族只能靠自己挣扎着寻找新的平衡， 然后活下去。

“我不是从意识形态开始，而是从人本身开始的”，侯孝贤解释，“所谓第三世界的电影美学，不外乎在技术与设备之外，所呈现的个人意志和不可逆转的宿命。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