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门”，中国摄影官僚机制终结的前奏

文/陈建中

很多年前在新加坡时，有一次收到来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请求信息，希望我能够帮忙联系“新加坡摄影学会”并发出访问邀请。我当时和新加坡摄影学会并不是很熟，所以我便问道，是否能由其他摄影学会邀请，比如新加坡影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家协会是这样答复的：新加坡摄影学会应该是代表新加坡的国家摄影机构，这样的话双方的交流可以体现出国家级的平等。我说，在新加坡，摄影机构的名称不是地位的代表，只是注册时的取名而已，其实各团体的区别只是代表各自不同的群体而已。

相同的实例也可以在美国找到。“美国摄影学会”是一个在亚洲、特别是华人画意摄影圈中那些“打龙”（热衷各类沙龙摄影比赛）人士常挂嘴边的名字，似乎“打龙”者只要获得英国“皇家摄影学会”或“美国摄影学会”的嘉奖，便是全球摄影界的骄子。事实上，美国摄影学会只是美国众多的民间摄影团体之一，丝毫不存在主导美国摄影整体发展的权威地位（其实美国也不存在摄影的整体发展概念）。类似于“美国摄影学会”，位居纽约曼哈顿唐人区的“纽约摄影学会”也跟着沾了“纽约”的光。虽然没有“美国”这个国家级的前缀，但依仗着全球最时尚的都市“纽约”的名头，便也将一众华人摄影“打龙”者网罗旗下。

1987年，山西创办多年的《中国摄影报》改名为《人民摄影报》，而同时，中国摄影家协会创办了自己的《中国摄影报》。据当时原山西《中国摄影报》的有关人士透露，改名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代表问题，《中国摄影报》的称谓只能归属于国家级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中国摄影家协会从那时起就已经显出了其欲垄断中国摄影话语权的意图。而随之往后，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官僚政治意识不断上升，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化而将这种政治意识与经济利益挂钩，最终导致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中国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架构中，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重独占性及互惠性。

从本世纪开始，无论在艺术上还是交流架构上，中国摄影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随着数字摄影技术和网络的普及化、摄影界文化水准的普遍提升和国内外摄影界多层次和多领域的文化交流，中国摄影已经无法再由一个试图以中央集权意识为主导的垄断机构所掌控，而且对国有资产的全民拥有意识，必将导致对文化艺术的财税支持平等性的提出。摄影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部分，必须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应该秉承公平的原则，国家财政应该流入那些有助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机构，不能将这些机构的属性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官方”性。

中国摄影家协会是“中国文联”体系架构中一个最怪胎的机构，它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官本位”和运作上的“利本位”、理念上的大众化和实行上的“精英”化，都使中国摄影家协会既不像一个群众社团也不像一个行业协会，但又希望两边通吃。这次“金像门”只是中国摄影官僚体系多年来积重难返的一个崩溃点，一个试图独霸中国摄影话语权的意识形态架构面临改革前的结构开裂。中国文字中的“危机”具有着“危险”和“机会”的辩证含义，此次的“金像门”是中国官僚摄影机制的一个危机，但也必定是中国摄影总体发展上的一个良机，一个为中国摄影作为整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多元化建设创造契机的时刻，是类似于中国摄影家协会这样具有垄断性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架构解体的前奏。

背景链接“金像门”

中国摄影金像奖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是中国摄影界的最高个人成就奖。最新一届获奖名单在2009年8月颁布，其中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桑玉柱凭借十幅摄影作品获奖，当时的报道称，评选准确无误，得到了中宣部和中国文联的大力支持。

但2010年1月6日，《人民日报》前高级编辑许林在博客发表了一篇名为“金像奖也有假吗？”的文章，直指桑玉柱的获奖作品有四幅是拿温波和孟铁的照片冒名顶替。随后，桑玉柱拒绝直接向记者表态，并称：“我只能跟组织说，因为我是(吉林省摄影家协会)领导人，我不能随便说话。”

更戏剧性的情况是，当事人孟铁和温波均否认遭到剽窃。其中，孟铁猜测，自己和桑玉柱一起拍过长白山的图片，因为拍摄的角度和时间都差不多，作品有些雷同也不是不可能；温波则称自己对是否回应“下不了决心”。而据举报人、吉林省白山市市委宣传部干部肖鸣称，他在2003年12月曾和温波在一起待了五天，在山上拍的片子中就包括涉嫌遭剽窃的那幅《晚霞映红长白山》，当时只有他和温波，根本没有桑玉柱。

1月11日，在收到桑玉柱、温波、孟铁三人声明作品为“共同创作”的书面陈述后，金像奖组委会以“共同创作”无法体现摄影家个体的水平及风格为由，决定取消桑玉柱的获奖资格。“金像门”至此告一段落，至于能否如舆论希望的那样驱动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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