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疲惫与漂泊
文/左林 本刊记者 娄军
图说：深圳，昏黄的路灯下，刚过去的一场小雨让夜晚显出一份安静的气息。一群年轻人被两道警戒线围在角落里，等待着富士康面试官的召见。几乎没有人说话，有人甚至是白天才刚刚下火车，如果明天就能上岗，他就可以省去一笔住旅馆的费用。 上世纪40 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担心说，“现在的教育制度没有发挥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而是使小康农家的子弟流入城市，但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就业”。在今天，这种担心已变得现实而严肃：当数以亿计的农家子弟抛弃掉亲人和楼房，蜷缩在城市的蜗居里，以血与汗的付出收获低廉的报酬时，城市却仿佛一只冷漠的巨兽，吞进青春，吐出沉默。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将自杀总结为惟一严肃的哲学问题。他向这个荒谬的世界发问，若生命无法构建价值，除了自杀，我们还能做什么。诸神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永不停息地将巨石推上山顶，到达山顶后石头又落回原处。他们不无道理地认为，没有什么比徒劳而无望的劳作更可怖。
如今，富士康的工人们，每天也完成着这样的任务，他们命运的荒诞程度也不亚于西绪弗斯。西西弗斯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通过向着巅峰的努力本身获得了幸福。但富士康的13名工人，用自己惨烈的选择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敏感
西西弗斯般推着石头的工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单从外表来看，这些面孔白皙的年轻人已没有农村生活的痕迹，但他们对阶层的敏感仍然让人印象深刻。
在采访中，记者刻意的真诚，常常在他们的敏感前变成尴尬。
“我们很难了解到厂区里的情况，希望得到你的帮助。”面对一个19岁的孩子，我笑着恳求。“我这样的人，能帮到你什么忙。”他冷笑了一声。软磨硬泡拉他走进一家饭馆，问他吃点什么，他坐得笔直，过分礼貌地反复说“真的不必破费了”。
而另一个小伙子，听到我说打车过去见他，脱口而出，“你真是有钱人，这么点路打车过来。”他们中不少人喜欢问我的学历、工资、家在城市还是农村。某次采访陷入沉默的时候，我谈起自己对漂泊和艰辛的理解，“我挺明白你们的，我也常常工作到深夜。”“你这算什么辛苦，不就是写字吗，你来我们工厂干三个月试试。”对面的采访对象抬起头来，我无言以对。
上升通道的匮乏，让他们把梦想寄托在非正常的一夜暴富上。
一名工人谈起他儿时的同伴被老板赏识，委以重任，一年工夫已经开着私家车回家探亲。“还是私人老板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看重了，就不一样了。”他在富士康层级严密的管理体系中，感叹着上升的无望。这名快30岁的工人，最大的梦想就是挣一笔快钱，离开深圳。他喜欢以老练的口吻教育我：挣到钱的都是钻了空子的，要么就是有关系的。“犯罪的事不能做，但违法的事可以做。”他总结，“你以为李嘉诚那些大老板的钱都是合法赚来的吗？”
闲谈的时候，他们梦想着暴富之后的场景，“开着宝马回家”，但说到眼前，很少人有具体的计划。“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最常见的想法。
一将功成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以“赤字接单”“黑字出货”闻名，郭台铭深谙成本层层分拆的策略，他把那称为“艺术”：“任何事情做到了完美的境界，我觉得都是艺术，而其中所谓制造，是要用血汗追求连续把产品做到完美，这比一般的完美多了更多辛苦的历程。”
在富士康图书室内，不仅陈列着企业内刊《鸿桥》，摆在显眼位置的还有郭台铭的传记《虎与狐》，由台湾记者张殿文撰写。富士康来自鸿海品牌的英文名称“Foxconn”，里面含着一只狐（Fox）；英文介绍说明书上则画了一只西伯利亚虎，象征鸿海精神。
郭台铭的强人哲学写在这些内刊和书籍上，复制在层层下属的传声筒里，烙在以白色和浅蓝色为主的整齐划一的厂房上，也镌刻在他每一步如狐狸般的布局落子上。对他最常见的赞扬方式来自于将他与成吉思汗比较，“成吉思汗的征战模式是士兵们前进时从不埋锅造饭，连夜在马背上赶路，饿了就抓起马座旁的干粮，渴了就喝马奶，然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营帐面前！”
显然，没有一个曾经认真观察过他的记者会把《白银帝国》里那个“诚信仁义”的晋商形象与他画等号，虽然他祖籍山西，几乎是“命题作文”般投拍了那部电影。
富士康为这种非常规的运作方式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半军事化的训练、严格规定的就餐和休息时间，甚至连洗衣服都是统一送交处理。制度、福利上的正规，事实上将工人牢牢拴在了三点一线上，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虎与狐》中提到一个细节，郭台铭有时会问下属：“你们尿尿黄不黄啊？”如果回答“不黄”，他立即劈头痛批：“你们工作还要努力！”
所以，数年前，当鸿海开始向一些研发领域布局时，一些业内人士就怀疑，高度强调军事化管理和服从的鸿海文化，在讲究自由创新公开透明的高科技领域是否能适应。
至少在跳楼事件之前，富士康漂亮的增长成绩单掩盖了这种质疑。
在永远强调作战状态的企业里，“董事长不会让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待太久，任务结束了，就会调到其他地方去打仗。”一名经理人说，“一切都看效率，没有用的单位，也会马上裁掉。”但干部频繁变动后，人事斗争的代价通常都是普通员工“消化”的，而内部组织的不稳定性，也让富士康员工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
这种要求员工全身心卷入的强人哲学，对锻炼一名“将军”或许有益，然而对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万骨”，却是残酷的。现实在教导这些被固定在工位上的年轻人服从命运的同时，并未能成功地驱除他们对前途的不安。这里所有的管理，几乎都带着工业分析的烙印，对于麻痹无感的人可以省却思考，听任外力如闹钟般告知他应该如何，但对那些自由因子未灭的人，那种原子般的孤独，暗哑无声，以致有人会在睡梦中突然尖声喊叫起来。
而这种强人哲学，得到了大多数企业家的同行和政府的认可，乃至敬佩。即使不以恶意度之，这都是2亿农民工面前一块坚硬的石头。
“爱”与“怕”
事实上，即使总是受到现实的伤害，对腐败和贫富分化的愤怒也越来越多，但无论是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还是缺少技能的农民工，大都仍怀抱着向上流动的梦想，愿意用血汗换取生活的改善。在缺乏足够保障的情况下，仍然希望有能力兑现“爱”，驱赶“怕”，相对于正在一些发达国家年轻人中出现的显著的“下流”倾向（日本学者将年轻人不思进取的社会形态称为“下流社会”），这份“怕”和“爱”，这些难以抑制的活力，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
这种民众愿意做出牺牲换取国家进步的空间、愿意忍受苦痛与不公等待改革推进的善意，如同一笔特殊的存款，是否已经被过度支取？当诸多道路不通的时候，绝望慢慢化作戾气，吞噬他们的梦想，也冰冻着他人的善意。
有许多原因引起自杀。最明显的原因不一定是最致命的，所有未了的怨恨和厌倦统统能把人推入绝境。和其他同行一样，我们也没能找到富士康自杀事件背后的“共同原因”，亦无法在工厂管理与自杀事件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在硬件设施和薪酬水平上，富士康都算代工工厂中的佼佼者。公司管理者、甚至很多工人反复对我们说，农民工群体的疲惫与漂泊是一代人的命运。一切似乎都有合理的解释：工资水平低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加班时间长是因为工人们要挣加班费，上升通道匮乏是因为工人素质有限，工作枯燥重复是由代工模式所决定……
但这真是“合理”的吗？如果农村和城市的教育资源差距没有这么大，他们也许会有更多职业选择，如果劳资双方有平等谈判的机制，他们也许能获得更有尊严的工资，如果他们工作、纳税的城市没有户籍制度限制，他们也许不必再四处漂泊。
合理的制度，是给人希望的制度，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由制度造就阶层，又一步步被制度固化，等到苦涩的果实落下，质问秋风的声音仿佛已是徒劳。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