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相信知识分子的品位比较高

文/本刊记者 郭玉洁

从一扇窗户看到的台北，逼仄拥挤，线条坚硬。吴念真把工作室设在台北城里，居住在郊区。他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几年，远多于他早年在九份矿村生活的时间，但他没有办法把台北当做家乡。

“台北人很冷漠。”他说。他总是怀念故乡的人情，有很多亲邻故旧像根系一样彼此联系着，在那里，一个略识文字的老师傅，会极尽所能为别人写家书、治病、操持仪式。对吴念真来说，那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知识比他低的人，而不是反过来利用知识，去掠夺知识比他不足的人。 　　

但在台北，他目睹和参与了最激烈的社会变动。“我们从日据时代走过，经历了台湾最穷的时候，也经历了台湾民主与领导人的更替。我们的认知不断在改变。”在柏林墙倒掉的那一年，杨德昌对他说，“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

如今，亲友一个个离去，59岁的吴念真仍然活跃在多个领域，忙碌着不大不小的事。“任何大事到我这个年纪都只像微风吹过，这样最好。”他说。

吴念真：老实讲我不喜欢“本土”两个字。你说台湾，那是我熟悉的土地，那些人是我熟悉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期待，他们的苦闷……我最熟悉的是他们的语言。举个例子，像骆以军，他要是写台湾的农人，就会比较不准确，因为基本上他的语言不是台湾的语言，比较城市。或者说，他写的小说本身就有一点抽象。
我熟悉的东西跟城市的知识分子，城市的调子比较不一样。老实讲，我不喜欢城市，我觉得城市太虚伪了，太作态。城市的作家很作态，一个感冒就可以写一堆，我觉得很奇怪。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我写台湾中下层人的肖像，就叫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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