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事鉴
文/本刊记者 张鹭
被捕后的第三天上午，薛锦波被从陆丰市看守所抬出送医，最终不治身亡。死因未有定论，家属欲索回遗体而不得。
这位被政府视为犯罪嫌疑人的村民代表，身后极尽哀荣。知悉死讯的当天，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在全村贴出讣告，赞其“为家乡集体利益呕心沥血、舍生忘死而奋斗”。上万人的村庄举村悲泣，令人动容。尽管此前并不认识死者，成千上万的网友仍在微博上转发他的遗照以示悼念。
薛锦波的死亡带来了新一轮的紧张，但只是一连串事件的高潮部分。
两次集体上访，一次流血冲突，一位村民横死，整整11天的设障对峙——在2011年的最后三个月中，乌坎以激烈而又不失平和的方式进入全球读者的视野。最高峰时有近百家外媒在村内，源源不断地将消息发回。而在国内，乌坎引起了包括中央高层在内的多方关注，《人民日报》在事情有了转机之后，罕见地在第一时间刊发评论。
2011年12月26日，在广东省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参与处理此事的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提醒道，“群众被激怒了，你才知道什么是力量。”六天前，正是他亲赴乌坎直面村民，传递“理解和原谅”的信息，让这个村庄的愤怒得以平息。
将时间拉回事件的起点，会发现村民最初的矛头，仅仅指向涉嫌土地腐败的村干部。在此阶段，村民请求上级予以查处并对政府充满期待。问题在于，其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使得局面最终转化为村民与政府的对峙，以致酿成警民双方的流血冲突？
一方在合理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达成的情况下，寄望于借集体抗争的方式促进解决；另一方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惯常思维下，以强力弹压的方式平息事态。
复盘整个乌坎事件，不难发现，原本并无利益冲突的双方，在各自的逻辑支配下越走越远，不知不觉站在了对立面。
土地撂荒
有了近海和土地的双重资源，康熙年间就成为大港口的乌坎，在历史上一直是半渔半农。
乌坎的土地开发，始自上世纪90年代。由于乌坎港年久失治，村支书薛昌以人大代表身份向陆丰县人大提出整治乌坎港的议案，并成功申请到政府资金。新乌坎港建成后，薛昌主导成立村集体企业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并担任总经理，承担港区的道路、仓库、住宅、旅游项目等开发。
同年，该公司与港商陈文清（祖籍乌坎）名下的港佳联置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陆丰县佳业开发有限公司，双方约定，由前者提供1200亩港区场地，后者投资2200万港元。佳业公司由陈文清任董事长，薛昌任副董事长，村主任陈舜意等村干部担任董事。
薛昌系乌坎本村人，父母早逝，由奶奶带大，幼时家贫，没有上学，自1970年起担任村支书，据说上任之时连名字都不会写。至2011年被“双规”，在位41年。在上世纪90年代，薛昌建设养殖基地大力发展养殖业，同时发展“三来一补”，在村内引入工艺厂等企业解决就业问题，并修建公共设施，在村民中不乏口碑。
乌坎村党支部在1996年被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村委在1993年至2001年连续五次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评为“文明单位”，1999年又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先进单位”。薛本人也当选省人大代表、全国劳模，故有“老先进”之说。
村民们的感受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起，村里的耕地就因各种原因逐渐撂荒，变为项目用地。28岁的庄烈宏回忆，1990年左右，村里要修通往陆丰的乌坎道，道路把水源切断，他家的土地开始撂荒。在他看来，此举存在故意的成分，“在道路之下留一条水沟引水，并不是什么难事。”此外，薛昌还以抽取海沙毁坏水田的方式，将近海的耕地都变成项目用地。
这些土地大多以变卖或租赁的方式，被圈给了不同的开发者。村民陈良山记得，1993年左右，时任村会计来到家里，说港商陈文清要承包村里的地，大队已经签字，现在要征地，并未说什么项目，只说要租。他签了字，几天后，对方拿了100元过来聊作补偿。
如今放眼望去，乌坎的土地被圈地者用围墙分割成不同的区域，除了丰田畜牧场、合泰台商工业区、亿达洲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海庄园等各种工厂和商业项目外，多数荒草萋萋。
头顶政治光环的薛昌在村里有绝对权威，大儿子薛庆流原为乌坎所属的东海镇纪委书记，后升任陆丰市建设局副局长。因此，他与政府部门很熟悉。
“乌坎人很害怕官，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良田被毁，也不敢反抗。”庄烈宏说，薛昌担任村支书几十年都未换届，村干部以薛姓和孙姓为主，两族相联，村内事务被他们牢牢掌控，“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姓氏的人联系我爸希望商量上访，村里消息透明，他们正要找个地方开会，派出所的人就来了。”
十多年前，薛昌从村里一些大姓中选一些会点功夫的人组成治安队，村里自此无人敢拂逆。
焦虑的青年
自己的土地被卖掉，村民们并非不知情，只是不知道程度的严重性。之所以并未愤起反抗，除了薛昌的权威因素之外，乌坎半渔半农半工的产业结构也决定了，农业并非唯一的收入来源。
另外，村民对于土地政策完全不了解。看到连国土局都盖章通过，应该属于政府行为，“反正是国家的地，国家用了也就用了”。他们并不知道，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收益被村委会获得。
这种局面直到2009年的清明节才得以改变。此节前一天，庄烈宏从经营服装生意的顺德回到村里祭祖，在村里捡到一张传单，上面印着《给乌坎乡亲的信——我们不是亡村奴》，落款“爱国者1号”，传单上留有作者的QQ号。他看完信才知道，村里的地都快被卖光了，而土地收益却不见踪影。这么多年来，村委会仅向全村发过两次钱，一次500元，一次50元。
散发传单的时机显然是经过选择的结果。民风传统的潮汕地区对年节颇为重视，清明节是外地打工的村民回家的日子。“爱国者1号”的QQ日志有两封信，一封已经印在了传单上，另一封是《给党中央的一封信——救救乌坎村民》。后来陆续加入被围土地的照片，还会加上项目名称。其QQ个性签名是：我们将群众意识增强起来，保护自我利益。
庄烈宏第一个在他的QQ日志留下了真实姓名和电话，希望能为此做点什么。至今为止，村里也没人知道“爱国者1号”是谁，他与其他人的沟通一般是在网上。即便是接触得最多的庄烈宏，也仅与他通过两次电话，对方听口音应该是个乌坎年轻人，二三十岁的样子。
当年5月，“爱国者1号”建立QQ群，取名“乌坎热血青年团”，后来改成“乌坎爱国青年团”。QQ群很快从一个发展到三个，每个都有数百人，都是些乌坎的青少年。与其他农村学校的空心化不同，乌坎是人口大村，又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平均一家的子女在三个以上。村里设有乌坎学校，有中小学生近2000人。
过去的十多年，乌坎的人口在快速膨胀，从1996年的8700人增至现在的13000人。与此对应，属于村里人的土地面积却在不断缩小，现有居住区域已经饱和。
村民陈素转透露，很多“80后”外出打工不顺，回来后只能在村里租房子住；结婚后与父母挤在老屋住的情况普遍。故而，土地又与婚配联系在了一起，不少想建房结婚的人，找村干部申请买宅基地时，却被告知“没地了”。即将步入成人社会的“90后”见状，更感生存焦虑。对于未来可能丧失发展空间的恐慌，使得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很多是中小学生，加入了QQ群，并且日后成为了先锋。
“爱国者1号”很少接电话，有具体的事情都交给庄烈宏去办，比如，建立一个“骨干人物成员团”的群。这个群只有十多个人，但“爱国者1号”的本子上记有100多人。这些人年纪稍长，很多人没有QQ，但都是一些稳重能够任事的人。加入这个团队，需要通过熟人引荐、认证身份，人在顺德的庄烈宏就通过电话验证了好几个人。
上访
年轻人们在群里七嘴八舌地讨论土地问题，后来意识到，要了解土地卖了多少钱和钱的流向，先要搞清村里的财务情况，而这样的要求，在薛孙两家控制的村委会面前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重新选出能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
由于从来没开过村民大会，这些年轻人对村委会十分陌生。在群里年纪算比较大的庄烈宏，只是在路上遇见过几次薛昌，而对于村主任陈舜意完全没有印象。陈素转说，村委会门禁森严，一般不让村民进出。村民要办必要的手续，比如小孩出生办户口，不能去村委，而是直接去村干部家里办。
QQ群建立一个多月后，这群年轻人定下来，于2009年6月21日去省里上访，主要的诉求定为，要求政府调查村里的非法卖地、财务问题、违法选举等问题。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村干部那里。他们开始按图索骥，找到报名者家里定点“做工作”，阻止前往。乌坎人有开服装店的传统，在珠三角等地的门店有300多间，雇佣了一两千名乌坎人在其中工作。为此，村干部专门打电话，让店主在当天不许员工请假。
村支部副书记专程开车去了顺德，想请庄烈宏吃饭，也请人去他家，试图说服他的父亲。6月21日后，托人开出条件：给一块土地，并赠建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此外还有钱，十几万二十万随便开口。
突破层层封堵，群里最终有20多人到了广州，受上访人数限制，大家选了5人正式去省信访局和省检察院递交诉求。其中最小的成员张建兴，当时只有18岁。
几天后，他们回到陆丰继续上访。在一个接访日，时任市委书记陈增新接过诉求，让一位市委常委接待，表态会处理此事，半个月给答复。
陆丰市后来将此事转交给东海镇处理。17天后，东海镇一名常委打电话把庄烈宏从顺德叫了回去。五名“80后”代表与包括镇党委书记、市国土局长的五名官员面谈，这是他们第一次得以与官员面谈。当天谈得很愉快，对方态度很好，但后来不了了之。
两个月后，代表们去汕尾市信访局上访，对方回答：“我们会督促，但下面不作为，我们也没办法。”此后，他们又6次去广州上访，都是在省委、省纪委、省检察院、省政府、省人大、省国土厅、省信访局之间来回奔波，被“踢皮球”。
这样的上访持续了两年。2011年3月14日，他们最后一次去广州上访，仍然无果。有人也提出到北京上访，但被否决了：一是考虑到经费问题，二是附近的村子有去北京上访的，没用。
庄烈宏完整地经历了每一次上访。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他的感觉是，很孤独。不敢对身边人说起，怕被村干部知道了会阻挠。
“爱国者1号”会把每次上访的情况都发到QQ日志上，平均每周发一次进展通报鼓励人心，他的QQ空间每天都有几百人浏览。两年来的上访，去的都是骨干团成员，“爱国者1号”很策略地保留部分骨干团成员始终不露面，万一此前的上访都失败了，还会留下一些火种。
集体上访
意识到以传统方式上访只会是徒劳，青年团成员开始计划集体上访，希望唤起更多的人一起加入。
三个月后，他们开始在村里张贴通知，指出村里一块最大的地，被村干部私下卖给了碧桂园用于开发项目，目前碧桂园已经进驻工地即将动工，但村民对此一无所知，号召村民9月21日集体去陆丰市政府上访，核实此事。
9月21日，由中小学生自己组织的多个十余人的锣队，穿梭在村里的街巷之中。半个小时内，在村里的旧电影院陆续集结了3000多人。出发前，一位村民向台下的人群强调：“我们这次是‘文戏’，千万不能动武。”
台下人声鼎沸，但并没有一个核心人物站出来承担起组织者的角色。村民杨色茂走上发言席，提出应该就村委会历年来的卖地收入和其他财务收入算清账目，为此应该成立村民监督小组、财务监督小组。
此外，原村民代表系通过非法选举产生，当属无效，而应重新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村民代表。杨色茂的发言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村委会于次日开始陷入瘫痪后，他当选为村临时理事会会长。
几千人的队伍挤在一团，密密麻麻地走到村口。在碧桂园项目地块上短暂停留示威后，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堵住了东海大道交通，另一部向陆丰市政府进发。
到达后，村民们举着全村人签名的长标语，堵住市政府门口。时任陆丰市委副书记蔡森出来接见村民，他解释，该项目的合同还未签，地块还没卖出去。
蔡森的解释赢得了村民的掌声。但因已在项目现场发现碧桂园的项目办公室，村民们对于蔡的解释并不尽信，转而从市政府回到村委会，希望找村“两委”求证。村支书薛昌避而不见，村主任陈舜意表示，地确实没卖。
但对村委会不满多时的村民，找到了难得的情绪出口，他们砸坏村委会的招牌、宣传栏的玻璃门窗和计生室。
紧接着，人群涌向陈文清位于村委会对面的丰田畜牧场，砸毁了畜牧场办公室，以及陈文清的海上餐厅，还有另一港商的富荣针织厂。这些都是村民平日敢怒不敢言的对象，在他们看来，薛昌与陈文清密切合作，前者把地卖给后者，再与村干部一起在后者的公司里分红。而针织厂名义是集体企业，但该港商在内建了两栋别墅，共卖了900多万元，却从未给村民任何补偿。
情绪亢奋的部分中小学生，还曾想要去砸南海庄园，但这个项目里面有酒店和别墅，如果砸毁损失将超过千万元，被大人劝住了。
此后，村民自行散去。
冲突
9月22日一早，村民再次陆续来到村委会，希望见到薛昌，未果。但却碰到了早已赶到的警察，双方发生了流血冲突。
在事后对乌坎村民的讲话中，汕尾市委书记曾解释，他认为这起打砸行为是有人造谣、煽动，所以要抓人，若不如此，会有更多的人犯罪违法。
在现场目击了整个过程的村民“鸡精”对《Lens》记者回忆，当天早上7点多，特警和武警就在村口的乌坎边防派出所下车。来了11辆车，大约200人，当时的村口早餐铺的早饭都被他们买光了。
八九点钟左右，一些读小学的小孩子向警察投掷石块。对此，身边的大人对此并不认可，但还没有来得及制止，就招致警察的还击。“见谁用手机拍摄就打谁，我只是站在一边看，什么都没干，也被警察追着跑。他们带着电棍、警棍，我们手无寸铁，用竹棒、石块还击。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来，没做任何准备。”
一段村民用手机拍摄的视频也显示，面对突如其来的冲突，村民们并无准备，被一路驱赶回村。但警方袭击学生之举，激起了村民的愤怒，部分村民转而反击自卫，由于并未准备相关器具，只能用木棍和拖把。
其中一个小女孩，被打得吐了血，躺在地上没动。大人们以为她死了（此消息后被证实有误），迅速打120求救。此时，村民被彻底激怒，涌上街头用石块向警方还击，让后者“快点走（离开村子）”！另一方面，在得知“可能打死人了”之后，警方也主动停止了袭击转为防御，他们通过放催泪弹、用高压水枪或鸣枪示警，试图驱散村民。上述视频中，在警方和村里大人的身边，中小学生的身影清晰可见。
警察从村里退至村口，最后退到乌坎边防派出所内，被村民围堵住。部分中小学生和年轻人继续向退守派出所的特警投掷石块。同时被围困其中的，还包括陆丰市政府领导、市公安局长等。
愤怒的村民守住派出所出口，让政府方面释放昨天因集体上访被抓的村民和本次冲突中被抓的村民，对方答应后，直到晚上9点多才被放走。但是，停在派出所外的警车早已全部被掀翻砸毁。
此次冲突共造成十余名村民受伤，警方也有十多人受伤。但汕尾市政府事后发布的官方稿称，“公安干警和工作组人员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没有造成群众伤亡。”这引起了村民的极大不满。“90后”小伙张建兴事后在剪辑村民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时，特意以十余名村民受伤住院的照片作为回应。
生于1995年的“鸡精”，从当天下午开始发微博直播这场冲突，一个小时被转发了1000多条。大量外媒通过微博联系他电话采访或直接赶来，此事迅速震惊国际。
在政府看来，这是某种处心积虑的蓄意挑衅。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认为，这是煽动者故意“不让中小学生上课，要造成停课罢课叫孩子冲头阵，认定政府不敢打小孩”。
从此，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演变成与市政府的对立。双方都在脑海里完成了针对对方的“定性”——在前者看来，后者“与村干部是一伙的”；而在后者看来，前者的打砸、与军警的冲突、故意“散布”小孩死亡的“谣言”，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双方留给对方的这种第一印象，在以后的对峙中被不断强化。
村民理事会
警民冲突的第二天一早，几个小年轻敲响了林祖栾的门，硬把他从家里拉到了旧电影院。在那里，已经有数千村民在聚集等候了。
67岁的林祖栾曾当过兵，担任过村委会副主任和东海开发区主任，此后下海经商，在村里属于德高望重的人物。如今生活富足，在家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他向《Lens》记者解释，以前没有站出来，是因为当时不知道土地腐败如此严重，加上自己年纪大了，不知应该如何介入，所以一直被动旁观。
9月22日，当林祖栾得知村民被警察伤了，尤其是受伤的有不少是小孩时，第一个反应是救人。当时大家把受伤的人送到医院，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林以个人名义向医院保证，请求先救人，医药费由其负责。
第二天，“几个年轻人跟我说，现在很混乱，谁也控制不住局面”，林祖栾没有犹豫，就跟着他们出门，去旧电影院作了即兴发言。
林祖栾用缓慢而有力的声音，肯定了村民诉求的合理性，并提醒大家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包括这个讲话在内，他日后在关键时刻的多次讲话，将处于失控边缘的乌坎村民引向了一条理性的轨道。
9月24日，庄烈宏和十几个村民代表一起去东海镇，跟陆丰市代市长邱晋雄、副市长郑胜坤、东海镇镇长黄雄见面，后者答应，由陆丰市牵头成立三个调查工作组，调查土地、账目、违法选举。
十多天后，调查结论出来。工作组查出几名村干部各自挪用公款买了3万元社保，挪用公款买了一辆10多万元的小轿车等事宜，但对土地和选举则未予调查。这个结果并不为村民所接受。
9月28日，陆丰市第14届、东海镇第15届人大代表选举日。第二天公布的结果公告称，薛昌以3551票当选市人大代表。但多位村民指出，早在9月27日，村委会背着投票箱去了几户村民家，9月28日，当场参与投票的只有两个人。
随后，陆丰市委终于同意免去薛昌、陈舜意职务，村委会41年的任期走到尽头，同时留下“权力”真空。为此，9月29日，代市长邱晋雄要求村民当天选出十几位代表，配合调查组的工作。
于是，村民立即召开村民大会，以姓氏为单位，由47个姓氏的理事会推举出一名至五名候选人，所产生的100多人再自行投票，选出12名村民临时理事会。办公地就设在天后宫戏台后的小屋中，那里本来是神庙理事会的办公地。
这一套被网友称为“代议制选举”的规则，其实是无心插柳之举，“我们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快”，临时理事会成员陈素转说。她同时也是新成立的村妇女联合会的发起人，该会的目的是为了声援村临时理事会的工作。
临时理事会成立后，举行了三次捐款：第一次是为在冲突中受伤的村民捐款，筹得7万元；第二次是为全村筹集上访经费，由村临时理事会统一支配，共19万元；第三次仍是上访经费，筹了20万元。
11月17日，陆丰市纪委对薛、陈二人实施“双规”。但村民们要求的调查仍无进展，市政府始终未对土地和选举问题展开调查。而长达三个月的村民自治，亦首开先河，意义非凡。
第二次集体上访
11月21日，村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体上访，“市里一日不解决，我们就有信心坚持到底。”
较之9月21日第一次集体上访的混乱无序，这一次显然经过了精心组织。青年团成员专门申请经费，买了摄像机代替手机拍摄，买了红色帽子、对讲机来招募志愿者组成维安队，还统一买了国旗，统一制作的标语，配备音箱车。
戴红帽子的维安队在队伍两旁，把队伍和路人隔离开。队伍不再挤成一团，而是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之间拉开距离，绵延近3公里长。为了保持诉求的纯粹和过程的可控，他们拒绝了附近六七个乡想加入的请求。
在统一买的标语旗上，除了“还我土地”“毁林罪大恶极”等具体诉求外，“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民主”等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完全清楚内涵的词语，当然还有“热爱共产党”“拥护党中央”。
在行进的途中，市政府官员的公车停在路旁，希望能劝退村民，但无能为力。游行至政府，邱晋雄接过诉求，并对游行群众表示将按照其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彻底调查。
回到村里，村民并未马上散去，而是数千人集体坐在村口的道路两旁，高呼口号，直至深夜。
村民们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行动与政治保持距离。在记者住的“新闻中心”——林祖栾家边上的二层居民楼里，村民用中英双语提请记者避开“起义”“起事”等字眼，“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爱国家。”
“临近的村子，还有一些香港的热心人士想要给我们捐款，我们谢绝了。”临时理事会成员张德家说。
林祖栾对于村民被视为与境外势力有联系十分介意，“勾结境外势力，总要有资金流入、人员会面和设备往来吧？这些我们都没有。”他抱怨说，“基层干部向上级政府谎报案情。”
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对于“乌坎可以为其他村庄提供哪些经验”这样的问题，林祖栾选择最保守的答案，“不大了解其他村的情况，所以没法说什么。”
对峙
这次上访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上次出现的打砸和堵路现象。但村民们很有节奏的柔性施压，逐渐超出了市政府容忍的底线，政府再次运用强硬手段。
12月3日，庄烈宏在顺德被刑拘，他被认定为“9·21”事件的挑头者，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12月9日，薛锦波、张建城和洪锐潮在乌坎也以类似原因被刑拘。另一名村民曾昭亮则在深圳被刑拘。而此时，距离“9·21”事件已隔两个月有余。
从12月6日起，警方开始以打黑名义，在进出乌坎的道路上设关卡，没有身份证不让外出。按照乌坎村民的说法，只要是乌坎人出去，警方会比照手里的照片名单，与照片相符的人要带走。
7日开始，任何乌坎人不得出入。
10日，《汕尾日报》发表文章称，就事件本身看来，整个事件主要是村内矛盾，大部分村民的诉求主要指向村内的经济问题。只不过事件被村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炒作、所利用、所煽动，企图将事件升级。在该文章中，市政府认为已满足村民的全部合理要求，对于土地问题，调查结果是：发现有一家公司存在着欠缴土地补偿款的问题；并冻结了某公司与房地产的开发项目合作事宜。
11日开始，任何人不得出入。村里的米店要进货，从陆丰来的送米人都被拦下。“坚决严打黑恶势力，维护陆丰和谐稳定”的标语在村外高高挂起，敦促犯罪分子自首的视频在陆丰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放。
这天凌晨4点多，数百防暴警察欲步行进村，惊醒了全村的男女老少。村民以摩托车头盔、手持竹棒与警方对峙，但双方并未发生冲突。
不过，乌坎村民此时已被深深的恐惧感包围，在代表被抓后，部分村民提出也要设路障自卫。村临时理事会会长杨色茂反对这么做，认为会导致陷入与政府的正面对抗，但遭到了村民以人身安全为由的激烈反弹。
最终，村民也在12月9日用砍下的大树和铁丝，在进村的大小路口设立四五个路障。以两三百人为一班形成哨岗，夜间安排三班轮替，警察来了就敲锣示警。
乌坎村民称，市政府为村民准备了3吨米，但领米需要在卖地协议上签字。因此，村民并无一人去领取，而是自发地展开了互助。由于村里的米店只能坚持几天，村里的富人开始捐米，或者捐钱买米，让商贩从小路运进来后，穷人自己签名去领。
像很多人一样，张建兴辞掉了手机店长的工作，专门回家投身村里的事。他在林祖栾家安装了9个摄像头，并坐镇林家日夜监控，用对讲机指挥其他青年团成员。他买了5个手机、7张电话卡与外界联系，每天和衣而卧，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鸡精”则负责值守林祖栾家旁的“新闻中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会泡在那里，晚上为记者守夜。
薛锦波之死
“电视上说临时理事会是非法组织，我们这些成员很害怕，不知道政府会出哪一招，只能尽量控制村民不要冲动。”陈素转说，“他们不断打电话给代表和村民，暗示会秋后算账。”
正在村子被困、理事会成员忧心忡忡之际，传来了薛锦波的死讯。
2011年12月9日中午，薛锦波与张建城、洪锐潮在村里的餐馆吃饭时，被便衣警察抓走。两天后的上午，已经不省人事的他被从陆丰市看守所监仓抬出，送医后不治。
看过遗体的家属称，薛并无心脏病史，遗体脸色青紫，胸部破损、有淤青，大拇指明显倒过来变形，背部有明显被踢、踩过的伤痕。这引发了舆论对于薛曾遭刑讯逼供的怀疑。
政府方面转引接诊医生的说法称，死因系心源性猝死，排除外力打击致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副主任罗斌所做的第三方鉴定也显示，薛锦波遗体十指指甲完整，除估计被抓捕所导致的膝关节、手腕等部位有损伤程度轻微的局部性瘀斑外，体表其余部位未见明显外伤。
与薛锦波一起被带走的张建城、洪锐潮告诉《Lens》记者，他们三人于12月9日中午12点被抓后，在看守所门口蹲了两个小时，15点左右提审，31个小时后，亦即10日22点多才到监仓休息。
薛已经提前两个小时，即在10日20点审完进仓了。在进仓路上，洪锐潮看到，他精神憔悴，但面部正常，身体被衣服遮住，有无伤痕无法看到。看起来不像被打过。
张建城被分在28号监仓，洪锐潮被分在26号监仓，薛锦波则被分在了24号监仓。
11日上午10点左右，24号仓响起踹门声，这意味着监仓内有紧急情况发生。洪锐潮看见薛锦波被抬出仓，那时是上午11点左右。一位仓友向洪回忆说，10日晚上，曾听到24号仓方向传来呻吟声。
洪和张对《Lens》记者分析，如果遗体存在伤痕，也存在被犯人打的可能。该看守所“行监规”（黑话，意指新犯人进去会遭老犯人暴力），斗殴情况时有发生。张有熟识者在内，洪极力求情，所以都未被打，但洪还是被迫罚洗冷水澡才躲过一劫。
看起来，此案陷入了罗生门式的叙述。但张和洪都认为，“要弄清楚死因其实很简单，提审和入仓都有录像，官方公开播放了片段，却没有提供全部的录像。”
村民们把他的照片贴在村里的墙上和电线杆上，一直关注此事的网友也在微博上疯狂转载。混杂着悲伤、委屈、恐惧和愤怒的复杂情绪，一点一点地蔓延开来。
凝聚于薛锦波身上的这种情绪感染力，让当地政府深为忌惮。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事后向村民公开讲话时，就曾流露出对于村民“拿遗体做文章”的担忧。这或许是薛的遗体暂未被归还的原因。
薛锦波死后，另外四人“十指被钉”“遭刑讯逼供死亡”等流言也开始在网上流传。这加剧了村民的紧张。不过，市政府及时播放了家属探视的视频，迅速平息了谣言。
平息
据《Lens》记者了解，乌坎事件的影响广泛，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多次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题讨论乌坎事件，并作出决断。中央高层亦十分关注事件的妥善解决。
为此，广东省委省政府成立省工作组，由朱明国任组长，副省长林木声任副组长，从省直各部门抽调了九名厅级干部和一批业务骨干参加，省工作组设村集体土地问题、村财务问题、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和村委换届选举问题等专项工作组。
12月20日上午，省工作组在陆丰市政府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朱明国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陆丰乌坎村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村民出现一些不理性行为可以理解”，“村民代表向工作组反映诉求，将确保他们来去自由、保证人身安全”。
朱明国的讲话之后，警方撤掉了关卡，随后村民也相应撤掉了路障。村民原计划在21日的集体性上访，也因此取消了。
23日下午，朱明国来到乌坎。他在派出所门口下车，步行到村委会，与林祖栾等村民代表进行会面。林告诉《Lens》记者，“我在会面中提出三点建议：要放人；对于死者要负责，追查死因，尽早交还遗体，让死者入土为安；对于土地问题要依法查处。”
陈素转记得，“他（朱明国）在离开的途中，站在马路边的台阶上，用话筒直接向村民喊话，说会用心处理乌坎的合理诉求，作出的承诺不会变，祝大家过个好年。”
省工作组早在21日就进村展开调查，村民临时理事会也根据省工作组的分工，做了相应分工配合前者工作。陈素转说，省工作组进村后，在测量土地、抽查财务状况，也在就选举展开调查，向村官和村民问意见。
据朱明国在12月26日的讲话透露，乌坎村的土地为9000亩，已经卖了6700多亩，剩下2000亩多一点。
对于陈素转这样的村民代表，尚存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临时理事会未获政府的正式承认，在《南方日报》的官方新闻稿中被称为“村民联谊会”。对此，她表示，“我们只是按政府要求被临时推出来应急的，等事情处理完，我们就退出。”
如何将乌坎的村民自治纳入法治轨道，也是林祖栾目前在考虑的问题。他的房间里，堆满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按照农村组织法，正在准备成立村民小组，选举村民代表大会和村委会。这个过程，他想请村里一些懂法律的大学生担任顾问。
庄烈宏说，乌坎过去的41年，没有一次公开选举。每次所谓的选举，无非开开党员会，写个假票数交给镇选举委员会，对村里不用交待。他印象里，十几年前有过一次“公开”选举，“治安队拿个箱子挨家挨户说，就投薛昌，就这么定了，签名都是代签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13年来，我们到现在才知道，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有选举村干部的权利。”他感叹说。而仅仅在三个月以前，村民们对于选举权、村务公开这样的问题毫不关心。
“一些地方干部问，你们要土地，怎么要到政治上去了？”林祖栾说，“我回答他，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障自己的利益，我们是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在行事。”
更多的观察者对乌坎的故事结尾给予高度评价。有人认为，乌坎事件让政府看到基层群众诉求不畅可能凝聚起的力量，从而反思多级政府不作为、一味高压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而乌坎事件教育农民，只有学会行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的村民自治权利，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就像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密约开启了以“农民自救”为诉求的农村经济改革闸门，乌坎事件或许成为新一轮农村政治改革的契机。尚未形成的历史在敲门，不知道有无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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