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反革命”

文/本刊记者 张鹭

“请问×××住这儿吗？”

敲开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的人露出疑惑的表情，不明白这个大个子为何千里迢迢从北京而来。

56岁的徐星穿着厚冬衣、牛仔裤和防水皮靴，扛着摄像器材，穿行在浙江农村湿冷的冬天里。

有时坐朋友的车盘旋在湿滑的盘山公路，有时独自拎着镜头行走在拖拉机无法到达的泥泞山路，更多时候，是与贩夫走卒一起挤在乡村巴士中。他不断敲门、拜访、逗留，然后马不停蹄奔往下一个目的地。

那些人四散各方。徐星走遍了22个县镇乡村，差不多顺时针围着浙江转了一个整圈。唯一的线索，是22张纸质已经泛黄的犯人登记表，上面有家庭地址。

可毕竟是40年前的地址了。地址是否还有效？人还在不在？从北京出发前，徐星自己心里也没底。

好在他找到了其中12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现行反革命犯人，被判10年以上的刑期，于1966年前后，集中在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

点好烟，摆上一桌酒，烟雾缭绕中，往事像一本被拂去灰尘的箱底日记，摊开在阳光下。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最普遍的结局。

在“砸烂公检法”的乱局下，农民的遭遇与知识分子、党政要员并无不同。“政治领袖的每一个指示，都会给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的命运带来戏剧性的变化。”徐星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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