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文/本刊记者 刘洋

周有光坐在书桌前，向《Lens》记者展示如何使用他的文字处理机，他在纸上敲出“中国”两个字。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夏普公司根据周有光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研制出这种中西文电子打字机（WL-1000C），并送给周有光试用。那个时候，85岁的周有光刚刚离休，他回到家中，开始“弃笔”写作，写文章、写信、编辑书稿都用这种打字机完成，他说“工作效率提高了5倍”。

后来妻子张允和也开始学习使用打字机，并向老伴儿周有光学习汉语拼音的使用法。她学会的第一个词组是“亲爱的”。

周有光很早就接触了打字机，对语言文字也早有研究兴趣。他回忆说，上世纪20年代初，“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们的银行在美国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是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

不论是在大学读书、后来在银行工作，还是最后搞语言研究，周有光都极为看重效率。“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他说，“‘为什么美国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周有光坐在书桌前，向《Lens》记者展示如何使用他的文字处理机，他在纸上敲出“中国”两个字。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夏普公司根据周有光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研制出这种中西文电子打字机（WL-1000C），并送给周有光试用。那个时候，85岁的周有光刚刚离休，他回到家中，开始“弃笔”写作，写文章、写信、编辑书稿都用这种打字机完成，他说“工作效率提高了5倍”。后来妻子张允和也开始学习使用打字机，并向老伴儿周有光学习汉语拼音的使用法。她学会的第一个词组是“亲爱的”。

80多年前，第一次约会时，两人在吴淞江边散步。走到一块大石头旁，周有光拿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铺在石头上让张允和坐，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怀好意”地翻到恋人相见的那一页，轻轻握住她的手。在深秋清凉的江边，她的手竟然出汗了，他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色的小手帕，塞在两人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如今的周有光，依然保持着随身带着白手帕的习惯，不时地擦拭额头。他说自己是个感情方式较为平淡的人，与沈二哥（从文）和张家三姐（兆和）的爱情传奇相比，周有光一时想不起自己与张允和之间有什么戏剧性的往事。他甚至没有追求过张允和，两人就那样自然如水地在一起了，又无争无侮地过了一生。

金融危机爆发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再次风行，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西方文明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在周有光看来，这也是一种中国人惯有的自欺罢了，“文化的流动哪里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呢？文化的发展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自己的“双层文化”论，“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现代文化，一个是各国的传统文化。现代人是同时在这双层文化中生活的，每个国家的透明性都更强了。”在他的朋友陈章太眼中，周有光是真正的现代学者，“从不与世界为敌”。

周有光始终很认同胡适思考中国文化的方式，注重实用、注重效率、注重以新的“方法”阐释旧有的传统，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一个领域内开体立范。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