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手，扼住真理的喉咙
文/景凯旋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这段话见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1842年的名文。前东欧国家领导人，对这句名言应该都十分熟悉，如同熟悉自己的手背。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这段话见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1842年的名文。前东欧国家领导人，对这句名言应该都十分熟悉，如同熟悉自己的手背。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论证了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的观点，并指出：“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
马克思的观点基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就是300年前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的申言：如果用防止人民了解恶来让他们选择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有意思的是，普鲁士王国的检查法令同样源于这思潮，它宣称：“根据这一法律，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权力对思想的禁锢，但却是相对宽容的，这才使得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在19世纪传播开去，并在20世纪下半叶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模式基于暴力和宣传之上，它的理论矛盾不比它的现实矛盾少。
一方面，鉴于言论自由已经取得普世的合法性，东欧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且其政府从来都否认审查制度的存在。
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作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无所不在、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这个矛盾的现象集中体现了极权的本质，即迫使每个人生活在谎言中，对它的反抗，因而成为20世纪最具有人类发展史意义的精神现象。
……
呼吁建立公开的审查制度其实是个反讽，因为不公开的审查制度一直都存在。匈牙利作家米卡罗斯·哈拉兹提曾写了一部书《天鹅绒监狱》，描述和分析了这种“审查制度的文化”。他在书中假托一个官方御用作家的口气，论证创作者和审查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亲密的合作者。从前的审查制度假定创作者与审查官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却消除了这种对立。双方“相互拥抱”，共同创造了繁荣的文化生活。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艺术家们会越来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成为“国家艺术家”，以至于根本不再需要公开的审查制度。
……
审查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家干预问题，它也不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令人反感。无论艺术家的作品如何糟糕，只要他们牢记自己的国家雇员身份，服从上面的宣传指令，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出版，获得当局对其作品的宣传和奖赏，从而安享当局给予的地位和高薪。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会谈论作家的自由，只会谈论作家的责任，而这样的责任和待遇联系在一起。作家们既能享受为人民服务的合法的自豪，又能享受优越的特权。
在许多官方艺术家眼里，这是一种“进步的审查制度”，他们意识到对国家有益就是对自己有益，因此他们宁愿受到权力保护而不是拥有创作自由。上世纪70年代，匈牙利政府曾试图倡导大众文化，把艺术品推向市场，由于大众文化没有“价值”或“教育意义”，不足以保证国家的支持，因而必须自负盈亏，并交纳特别的税。结果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抗议，他们抗议被社会主义解放的艺术再度成为商品，他们批评个人利益、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下放权力和采用金钱标准会造成一种新的、更难管理的文化环境，并且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稳定收入。
官方满意地注意到，对大众文化的担忧会大大减弱反对审查制度的观点。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从来不会仅仅受经济原因驱使，即使是在其推行经济现代化时期。让艺术家们在市场中仍得到保护的政府，如今被看作是美学的保护者，是堕落的大众文化的反对者；审查制度得到热烈拥护，因为它是稳定的价值和建设性意见的担保者。
那些持异议的、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注定要灭亡，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只是为了表达政治不满。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被谴责的对象。由于拒绝合作，他们的作品不会被允许出版，只会被排除在艺术王国之外。对他们的羞辱是对“国家艺术家”的奖赏。当然，他们的作品也不会被完全浪费：他们像花园里的残败花朵一样，成为肥料。国家文化可以得到这些肥沃异议的滋养。
正如匈牙利著名作家康拉德所说，哈拉兹提此书是一部探讨“审查美学”的书， 是“揭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审查制度产生于体制内部，已经成为一种生命的血液，缺少了它，什么都别想生存成长。哈拉兹提的讽刺里蕴含了一个几近残酷的图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真的成为世界文明，那么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波兰作家巴兰察克在评论此书时也指出，就像奥威尔曾经所恐惧的，在东欧极权制度下， 确实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希望得到自由的人类品种”。
……
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说：“政府和意识形态尽力强加于我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且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错误的、虚假的，而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 是经由全部历史以及政府机构官员决议所核准的。”在严厉的审查制度下，萨米亚特成为说出真相的唯一途径。这些作家提出的主张是“生活在真实中”，用以反抗生活在谎言中的现实，萨米亚特是他们践行自己主张的最好证明。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