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舞在大路上

文/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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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西方的舞蹈随着列强进入中国，交谊舞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名媛富绅中流行开来。那之后，从上海的十里洋场到延安的小礼堂，上流社会和国共两党的要员都在跳同样的华尔兹。

只是数目更为庞大的民众们还在为衣食奔忙，偶尔在民间节日扭一扭早在宋朝就有了雏形的秧歌。面对舞蹈的两极分化，中共认识到秧歌舞必须改造成为启迪大众心智、教育大众革命的工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揉进革命内容的新秧歌，的确起到了唤醒民众追求新生活意识的作用，原本清苦和憔悴的生活在革命中平添一抹亮色，也平添了豪情激荡。

20世纪50年代，苏俄舞蹈与解放区的秧歌舞成为两条交汇的主流、两条被神圣化的道路：苏俄舞蹈优美奔放，浸染着浪漫的情调，由于“老大哥”的榜样力量，加上高层提倡，此时颇受市民与知识分子的追捧。中国上千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也与欧洲舞蹈进行着奇异的冲撞。另一条线索源自被神圣化的“劳动”：农民的秧歌舞简单欢快，又容易随时植入革命教育和宣传内容，因此席卷全国城乡。从50年代初的淳朴舞姿到大跃进庆祝水稻高产卫星田的欢腾舞动，一直到“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全都收入镜箱。1960 年到1962 年三年天灾人祸，经济极其困难，饿着肚子跳舞极不现实。挨过了这三年，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舞风又起。《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就是周恩来接见李劫夫时强调要鼓舞士气的结果，其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八个字是周恩来的原话。1962 年到1964 年，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对宽松起来，“蹦嚓嚓”的三步、四步又活跃在机关、厂矿、乡镇。然而好景不长，群众性的舞蹈最终演变成向“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献忠心的“忠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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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颂扬革命的舞蹈长期摒弃两性的微妙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男女亲密接触的交谊舞恢复得非常艰难，其间又冒出了迪斯科这样丰乳肥臀的张扬品种，诱惑着年青一代或公开或隐蔽地尝试这些迷人的律动。在个别城市，因为跳这种舞有人被关进监狱，在西安甚至还有人因为跳舞而被枪毙。但是毕竟国门已经打开。从20世纪70 年代末到如今，世界上所有的舞种都逐渐为中国百姓所认知和效仿。摄影师镜头中的舞蹈泄露出更丰富的信息：欢欣、羞怯、从容、幽默、张扬、自恋、麻木、呆滞…… 照相机会记录我们没有发现的细节和时空关系，它独特地阐释这种关系，有时牵强附会, 有时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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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