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痛之外,还有的痛
文/本刊记者 路瑞海
摄影/马婧
陈守莲生得白白胖胖,一脸福相,年近50 岁时生的这场大病也没让她瘦下来。父亲得胃癌离开,二妹妹因胰腺癌去世,自己也被查出宫颈癌,陈守莲有些担心所患癌症来自家族遗传。“幸好发现得早,不用做化疗。”她说。
陈守莲所在的青海大通县东峡镇衙门庄村远离公路,附近每天只有一班大巴往返经过,不仅治疗要去省城,就连买药也要去县城才行。手术出院快两年了,目前她各项身体指标都已基本正常。然而,很多人并不这么幸运。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每年妇女新发宫颈癌病例13.15 万人,约占世界新发病例的28.8%,每年死于宫颈癌的妇女约3 万人;而另一个“女性癌症”乳腺癌病历五年间增长了3 倍(亦有少量的男性患者)。对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妇女来说,一旦罹患这两大癌症不仅自身遭受巨大痛苦,整个家庭都会随之风雨飘摇。她们遭受的不仅仅是病痛之苦,更为沉重的,还有因病返贫的绝望感、疾病带来的心理重压、对未来的忧惧、妇女病造成的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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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 年开始,以粉红丝带为标志的防治乳腺癌运动在全球渐渐普及,但宫颈癌却远没有获得同等的社会关注。即便在美国,宫颈癌的认知程度也远远低于其他疾病。“相关知识的公众普及程度远远低于白血病和乳腺癌,这毫无道理。”美国得州社会活动家安妮塔·佩里曾感慨道。
在中国,宫颈癌的公众普及程度也远远不够。事实上,它是人类认知较为充分的癌症——它是迄今为止唯一明确了发病原因的癌症(和人类乳头瘤状病毒,即HPV 病毒感染有直接关系)。世界上第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宫颈癌疫苗,也已经面世。尽管疫苗只能预防70%左右的宫颈癌,且对已经感染HPV 病毒的妇女不起作用,但美国于2006 年开始在全美推广宫颈癌疫苗。现在全球100 多个国家接受此种疫苗,宫颈癌发病率都有下降趋势。而在中国内地,这种疫苗上市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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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将有限的卫生资源过度集中于晚期癌症的治疗而忽视预防。2005 年,卫生部才将宫颈癌和食管癌的早诊早治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
2009 年7 月,全国妇联联合卫生部启动了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试点项目。截至2011 年底,共为1169 万名农村妇女进行了宫颈癌免费检查,对146 万名农村妇女进行了乳腺癌免费检查。筛查中发现,大量患者已经患病多年。从2011 年起,“两癌”救治纳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患者补偿比例可达90% 以上。从2012年起,“两癌”检查项目由221 个县(市)扩展至1109 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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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卫生部2008 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显示,从不同肿瘤死因来看,乳腺癌死亡率城市明显高于农村;而宫颈癌的死亡率农村较高。宫颈癌的发病年龄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30 多岁罹患宫颈癌的女性日益多见。这主要是与性生活年龄提前、早孕等现象有关,同时与检测的普及有关系。
早期的宫颈癌、乳腺癌都不痛不痒,如果不体检或参加筛查,很难被发现,特别是宫颈癌,如因接触性出血才来就医时,就几乎已到了中晚期。目前,乳腺癌的手检和彩超检测,以及宫颈癌的细胞学检测、阴道镜,都已经在城市和农村医院广泛采用。这些检测手段除了依赖仪器的精度外,更重要的是检查人员要具备充足的经验,这样才能避免因做出“假阴性”的错误诊断耽搁治疗。基层技术人员能力不足可能成为制约“两癌”检查项目的瓶颈。
这一问题在西部省份尤其明显。青海当地参加“两癌”筛查培训的多位医生表示,宫颈癌比乳腺癌更难查,漏诊率很高,医生的经验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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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地区,男女双方的劳动能力差异和传统因袭,造成了妇女的地位低于男性,女性对自身的附属地位也完全认同,灾难临头,她们放弃的首先是自己,以此保全家人。勉德兰记得一位当地的乳腺癌患者对她讲:“我要死了就死了,只要丈夫还活着,家就能撑下去。”
癌症妇女的痛苦不仅在于肉体,更在于精神层面。国内外许多研究指出,精神过度紧张、抑郁是癌症的前兆,习惯于克制压抑、不善于发泄情绪的人容易得癌症,心理学界将这类人格归纳为“C 型人格”。中国妇基会的项目主管梁学接触了各省市的众多“两癌”病人,他总结道,“‘两癌’的患者跟心情特别相关,很多得病的患者都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
陈守莲患糖尿病的丈夫和摔坏了腿的儿子,每年春夏都要远走青海藏区,爬到高山上挖虫草。陈守莲独自留在家里,除了亲戚和邻里来走动,很多时候她都是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家里,独自发呆。“担心他们,但也只能在家里等着。什么也干不了。”她说。
更多患病的女人还要承担农活和家务,普遍比同龄人要显得苍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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