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希望下一部电影是“别的什么东西”

文/沈祎

“拍完一部电影的时候我总觉得玩完了，不拍电影的时候我病恹恹的，就好像死了一样。”卡拉克斯如此说道。

“我每天都会想自己的墓志铭，但还不能确定。唯一能确定的事情是，关于电影，我希望不要再有如此漫长的等待了。”

一个陌生的微博友邻，他的影迷，在网上悄悄私信我：有机会你能问问他为什么总是穿着那件皮夹克吗？

在人们关于这位神秘的电影诗人众多的谜团中，这个提问多少显得有些无厘头。执着的影迷发来数张图片例证：这件皮夹克从2012 年的戛纳穿到2013 年的戛纳，接着又被穿到高温下的上海，随后又跟他去了北京……

四季时光，世间冷暖，仿佛在卡拉克斯面前都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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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不到20 岁的亚历克斯·克里斯多夫·杜邦，受到了当时《电影手册》的关注。不久后，这位被塞尔日·图比亚那（现今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形容为“很有在场感，沉默寡言，但强大”的年轻人，以莱奥·卡拉克斯为名，交给《电影手册》一部有关戈达尔拍摄的电影《各自逃生》（又名: 人人为己）的图片报道。作为戈达尔一直以来的忠实粉丝，他却坚决拒绝重蹈偶像的电影生产线，义无反顾地将自己遣送到另一片门锁紧闭的未知黑暗中。

五年之后，这位年轻人带来了两部疯狂而浪漫的电影，像一座“瞬间凸起的山丘”，将彼时举步维艰的法国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地。人们至今无法忘记《男孩遇见女孩》（1984 年）中，在大卫·鲍伊的音乐下以一种舞蹈的方式狂奔的德尼·拉旺，以及《坏血》（1986 年）里灵感闪现的比诺什女神般的无暇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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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 多年里，有太多的电影计划诞生在卡拉克斯的头脑，却难产于现实的襁褓中。至今，他回忆起来仍然如数家珍：“80 年代计划翻拍弗里茨·朗的《大内幕》，约翰尼·哈里戴和娜塔莎·金斯基出演。90 年代，拍摄计划则太多了，主要的是：《强大的女孩》，一部关于摇滚乐现状的电影，瓦妮莎·帕拉迪、伊吉·波普和大卫·鲍伊出演……

健康、合作、金钱、演员，被卡拉克斯视为一部电影无法拍成的四个主要因素。而他，往往缺少其中的两个甚至更多。更严重的还有，他亲口承认，自己与法国电影界彼此的信任感已经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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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曾经在看完《新桥恋人》之后给卡拉克斯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现在读来，颇耐人寻味：“荣耀是死去之人的阳光。”

卡拉克斯借着《神圣车行》把这份光荣献给了曾经闪耀的电影黄金年代以及自己“正式终结的艺术童年”，但他对于“电影不死”的执念仍然没有消退。看看这位导演是如何笑着回答那位影迷提出的问题：“我没有太多衣服，我也不太喜欢总是换衣服，我会盯着一件衣服穿，直到把衣服穿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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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你如何定义美？

卡拉克斯：我想引用罗伯特·穆齐尔的一段话：“我觉得美不是别的，就是一样事物被深深爱着的表达。所有艺术或世界之美都是在让爱被表达的权利里找到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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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你会为那些底层的痛苦而感到内疚吗？

卡拉克斯：我会。因为我们拥有所有东西，而他们一无所有。

Lens：你有找到一些解决这些痛苦的方法吗？

卡拉克斯：拍电影吧，创造一些东西。

Lens：你觉得你是一个天生的导演吗？你好像说过如果不拍电影，你愿意做音乐人。

卡拉克斯：我曾经希望能做音乐，作曲或者演奏。我认为有音乐的人生是异常美丽的，但可惜音乐并不要我，而电影选择了我，对此，我充满感激。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一部电影之后有一个人。这个看不见的人可以让无法看见的世界变得可见。很奇怪的一点是，作为观众和作为电影人的经验是完全相反的。观众是坐着不动的存在，背对着一台机器。电影人则身处另一台机器之后，总是在运动，被由他选择的人围绕，面对数千样东西：三脚架、各种光束、活生生的个体……构成的混乱局面。我常说，电影是座岛屿，是一片土地。你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生命、爱和死亡。有了电影，你可以“看见”很多东西，并不是说这种体验比实际生活更容易，而是，更有创意。每一个电影人从前都首先是一名观众，但是这种角色的转换像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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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将来你有可能来中国拍摄电影吗？

卡拉克斯：当然，但是目前中国仍然存在审查的问题，所以……（苦笑）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