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14

文/刘洋

民国三年，潘震揽着侄女的形象被他的外国朋友拍摄记录下来，这位外国朋友就是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探险家与“敦煌大盗”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爵士。

清末民初，在前朝为官后又出仕民国者不在少数，潘震便是其中之一。潘震与斯坦因结识于清末，他时任和阗直隶州知州，斯坦因的中亚考古探险正是从和阗（今和田）开始的。对于潘震，斯坦因从不直呼其名，而称“潘大人”(Pan-Tajen)，且不吝赞美之词：“我到塔里木盆地及远处考察，全赖那位博学而德高望重的潘大人鼎力相助。”

1914年冬天，斯坦因在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古途中专程到乌鲁木齐与潘震会面，又得潘震打点宴请。此时，潘震已出任新疆财政厅长。这张照片即拍摄于那次会面。

斯坦因此行带回6箱罗布泊盐泽米阮的壁画，4箱敦煌写本和绘画，喀拉浩特垃圾堆与废塔中发现的大量用汉、西夏、吐蕃、回鹘文写成的文书，以及90箱吐鲁番壁画等。潘震虽饱读经史子集，但在中国尚未有考古学的年代，他看着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运走，有些困惑，不明白这个英国人为什么一次次把这些东西运到西方去。

中国当时大部分的官绅文人都与潘震一样，对敦煌的简帛古书、经卷佛像、壁画造像的价值不甚了然，偶有所得也不过作为私人藏品聊供赏玩。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文、汉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四大发现；同时又慨叹，对于这些神物“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收集一二供秘玩，斯已耳”。

当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流散的敦煌文献时，潘震正在新疆疲于应付中英之间的边境斗争，日日所念惟兵戎之策与礼义廉耻。经史子集向现代的学问与眼光转变，是下一代中国人所要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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