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达之前，永不停止”

文/刘行果

摄影/兰迪·皮·马丁

在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西姆拉县，这趟路程花了整整6个钟头。“我们打开车窗，坐在椅子上把双腿伸出车外晃荡。有一瞬间，梅兰妮几乎整个身子都探出车外，她的头发就在山间清凉的空气里头打转，沿途的人们总是忍不住看向我们。我们穿过103条隧道上山，常常在途中的小镇落脚，也沉迷于在火车发动后再一个个跳上车厢。我们每穿过一条隧道都大吼大叫，不顾一切地欢呼鼓掌，直到眼前干燥荒芜的平原变成了覆满松树的山坡，直到矮斜的屋顶变成了猴子的家，而四周的每个人都穿上了毛衣。” 马丁在日记中写道。他一直有写旅行日记的习惯，并将其装在一个绿色的老式手提箱内，每一次搬家和长途旅行都随身携带。

这次在印度，他们走了四个月，马丁称其为“史诗般的”：虽筋疲力尽，却看了万水千山。

如果人生确有魔幻时刻，对来自美国的兰迪·皮·马丁（Randy P.Martin）来说，那个瞬间发生在五年前的墨西哥：那时，25岁的他和三个朋友背着登山包，正跋涉在一条崎岖小路上。

此前，他们在瓜达拉哈达的闹市中游荡时，突然被一个奇怪的妇人拽住，“她手舞足蹈地说，‘你们应该去一片海滩，那里人迹罕至但是棒极了！’然后她掏出一张餐巾纸，在上头画起路线图来”。马丁一行就这样握着纸巾，坐在颠簸的中巴后座经过无数叫不出名字的路牌和几个军事检查站，加上塞给司机的小费才最终被扔在一条狭长的山间小路上，那里青山环覆，路旁垃圾成山。“那条路简直望不到头，我们跟在几头驴后面徒步走了几公里，困顿难挡，然后走着走着，那个时刻就发生了。”马丁回忆道。

他试图详尽地解释在那个时刻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虽然说起来仿佛也没什么特别的——除了身体透支后的虚脱和身处陌生地界的轻薄幻觉，马丁始终深信他所体验的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犹如杰克·凯鲁亚克笔下《在路上》的主人公萨尔所经历的那个“奇特火红的下午”——“那是我一生中难得有的最最奇特的时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了，我远离家乡，旅途劳顿，疲倦不堪，寄身在一个从未见过的旅馆房间，听到的是外面蒸汽的嘶嘶声、旅馆旧木器的嘎吱声、楼上的脚步声以及各种各样凄凉的声音……我并不惊恐，只觉得自己仿佛是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

马丁将这种感觉形容为对自我一种全新的认识，周遭世界在眼中突然清晰无比，感官被放大了一倍。

……

对上路的狂热让马丁几乎将一切置之身后。他只愿意聊旅途和流浪。如果你提起“谈谈你的家人吧，他们支持你吗”这类问题，他就会严肃地回答：“不，我不喜欢谈这些，我们还是说些其他的。”比起家庭，他更愿意谈一座山或一条河，夏天或冬天，然后描绘他的空想蓝图：“和朋友们拥有一大块土地，自己建造房屋，种植树林，砍木供热，掘井取水，种植出所有你能想象的食物来填饱肚子……”

亚历山大·冯·洪堡将那种把人类从日常生活推向另一个奇妙世界的力量称为“一种不确定的渴望”，而雷蒙斯·威廉斯则宣告“18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了解不再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波德莱尔则将旅者比作“诗人”——那些不满足于故乡的人，情绪多变，满怀希望同时又绝望无从，生活在陷落的世界中却又无法松口对生活妥协。

事实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的年轻人便常常在平和稳定的生活中觉得乏味无聊，开始为了寻找自我价值和精神归宿而背上行囊。有人认为这是对大规模商业化旅行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反抗和冲击。社会学家眼中这些背包客充满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高流动性、宣扬不连贯的社会关系，他们是一群“无根的”个体，充满强烈的证明自我存在的愿望。

……

而马丁已经上路，从没想过回头或停止。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游子、疯子、浪荡子”。他背着他的黑色登山包，拎着一个绿色的皮质老式手提箱，那里装着他的日记，他全部的故事。他将凭着这些记忆和经历去生活，把道路变成生活。他认为别人眼中那些飘零的苦楚和流浪的狂欢最终都会消失，“我只希望和朋友谈论起那些经历的时候能够开怀大笑，希望那些照片让我记起许多掩埋在时光碎片里的片段。还有，我必须说旅行真的改变了我，它让我至少能抓住那些像气泡般转瞬即逝的日子，不用去谈论复杂的世界新闻，让我活在一个只靠书本和影像无法触碰的世界中。”

然后，“让坐在沙发上的烂在沙发上吧”，马丁说，他不问自己方向和目的，只坚信那些与他一样的世界游子的信条——“我们非去不可，在到达之前，永不停止。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