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存在致敬

文/斗荣

摄影/莎迪·伽迪里安  佩曼·胡什曼德扎德

小乐手罩着铃鼓，脏兮兮的脸从鼓皮后透出来。他穿着两件或是三件长袖T恤衫，身上没有一样东西看起来是体面的。

在德黑兰以外、在孩子们身上，能看到伊朗触目惊心的贫困和单纯。不论在伊朗文学还是电影中，孩子都是最重要的主题，人们首先是从他们身上认识这个国家的。导演阿巴斯最初也以儿童片出名。他曾说：“孩子们的乐观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孩子们真的可以说是哲学家，看现实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不会忘记这样的时光——孩子们完全把艰难困苦抛在了脑后，他们用废墟残垣创造出了很美的图画。”

……

在外界眼中，审查制度已经内化为了伊朗艺术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它使伊朗艺术所具有的高超水准和丰厚情感，看起来如此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它也使艺术家具有了某种“战士”身份，甚至有西方艺术品买家称，“使伊朗艺术家作品标价倍增的，恰恰是他们身上的勇气。”但对于局内人来说，这样的评价恰是出于对审查制度缺乏理解。

在伊朗，审查标准被艺术家们称为“红线”。佩曼·胡什曼德扎德告诉Lens：“红线在不同时期是会变化的，它取决于国内外局势。比如说总统变了，红线自然也跟着变化。我们总在和政府的关系中寻找平衡。”

从伊朗国内局势来说，保守派和改革派间的此消彼长也决定着红线的位置，在某一时期合法的事情在另一时期可能会变成非法。大部分情况下，红线的变化只能凭借经验进行猜测，但有时它也会具体反映在法律中。例如1989年，文化及信息指导部认为伊斯兰价值观已经深刻渗透到了电影工作者的内心，于是取消了剧本审查，但该制度在1993年又重新回到法律条文当中。

除不断变化之外，红线也和存在于世的任何政治控制一样，虽然被落实到了法律规范之中，却也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充满弹性的概念。这一方面使政府控制的手可长可短，另一方面也给艺术家提供了试探的空间。

……

在西丽·娜沙特看来，伊朗艺术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少即是多”：“很多艺术家都在限制内工作，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使我沟通的方式变得更为深刻和新颖。”莎迪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审查迫使我们去发掘各种可能的道路，使艺术家更有创造性和革新意识。”

但也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审查，伊朗能拥有更多伟大的艺术家和电影人，他们的才华和努力也不会受到限制。纪录片导演玛兹艾·巴哈利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把审查制度浪漫化，是对伊朗艺术家最大的羞辱。”

抛开益处和弊端的争论，审查制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艺术家的“自我审查”。莎迪·伽迪里安从来不创作无法在国内首展的作品，虽然她的理由是自己所针对的观众是伊朗人，但她也承认，“即使没人说有些照片不能展览，我也会提前想想，这些照片会不会触犯规则，我会不会遭遇停展陷入麻烦。”

佩曼在这点上和妻子不同：“我会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不相信存在什么界限。如果不能发表或展出，我就自己留着。有时候自我审查比实际审查更为糟糕。”

……

2001年，一群生活在赤贫的科斯诺农村地区的农民，突然被十来个持枪警察包围。有人举报在当地身兼砖瓦匠、作家和导演三职的阿里·马蒂尼的带领下，这些农民已经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拍了十年电影。他们不但拍摄了基于当地生活的十余部作品，还拥有8毫米摄像机、驴等创作设备，甚至还有自己的电影节。所有曾经参与过电影创作的人被捕入狱，直到三个月后，他们保证再不非法拍摄才被释放。

之后，导演莫斯林·曼苏里找到他们，恳请他们再进行最后一次创作，并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制作成一部名为《审判（The Trial）》的纪录片。影片最后，阿里·马蒂尼和他的团队为村里人举行电影首映式，刚放一半，放映机坏掉了。由于电影剪辑是用剪刀和透明胶带完成的，主创人员不得不全部围拢进行修复。在哄闹中，有人对着电影屏幕做起了手影，接着，两个、三个、四个，更多人加入了进来。在漫天星光下，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出神地看着土坯墙小小的白色屏幕上各种怪诞神奇的影子。那一刻，已经没人再记得那部坏掉的电影了。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