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历史的虚妄，是最大的真实

文/刘洋

面对一部人物传记片，历史的真实性曾让李樯困惑。为了接近萧红和那一代文人群体，他在动笔前，整整看了一年的书。不只是萧红，电影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他都要阅读他们的作品、传记、书信、日记、报章言论等。阅读完所有这些，他被巨大的历史虚妄感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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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已经烟消云散了，历史只能任人纷说。”李樯说，既然追究全部真相是一种虚妄，那么认清这种虚妄，便是最大的真实。

“我认清这个之后去写《黄金时代》，就没有再坚持以往人物传记片的写法，我一定要把这种虚妄性带到电影里面。”李樯对Lens说道。他用剧本结构上的创新承托了自己的历史观：将故事的时空打乱，又通过不同人的记录，展现着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还让演员对着镜头，直接向观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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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你怎样理解曾两次短暂为人母的萧红？第一个孩子生下后她忍着拒不相见，孩子在隔壁哭了五天五夜，她胀奶疼得难受，也没有喂孩子一口，最后送了别人。第二个孩子生下两天就死了，白朗回忆萧红曾要过大剂量止痛药，后来又拒绝医院查验孩子死因，甚至有传记作者含蓄地怀疑孩子死于萧红之手。

李樯：对一个人的认知其实挺奇妙的。有时候一个人身上对于他人来说不可思议的行为和举动，其实更是他、更是这个人。萧红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使得萧红更是萧红，但这中间的必然性是什么、因果是什么——是决绝、是冷漠，还是爱情高于一切——你可以都相信，也可以认为都不是，恰恰因为这里的暧昧不清，注定了这个人的特色。但很难去揭示其中的缘由，因为你不是那个人。而且，一个人也未见得能够经由一个举动来判断他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时候，人的行为和自我认知之间是存在鸿沟的，何况他人的认知。就像我们的父母，一生当中呈现给我们的形象也绝对不是单一的，甚至有时候，最亲近的父母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陌生的，你对他们充满感情并不意味着很了解他们。

Lens：围绕“五四”和民国，几十年来，有过反复的肯定和否定，你怎么看待它们？

李樯：我觉得民国是当今意识形态的启蒙与反启蒙。民主、自由等多样性的概念是从民国来的，但同时又有试图反对这些概念的力量来自民国。我觉得对于过去时代的确认，许多都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情怀，是一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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