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34

文/刘洋

四川理番（今理县），“什谷屯贵族少女”
摄影/庄学本

 

温故1934，关于庄学本、阮玲玉、杜月笙、齐白石、张大千、夏加尔夫妇等旧时人物，也关于那一年中国和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的投影、时尚与艺术的细节……

左图是1934年庄学本在阿坝拍摄的杨树芳，下图是2014年的她，已经87岁了，还能打扫房屋、做饭及照顾上幼儿园的重孙。她住在理县一个嘉绒藏族村落。老人会讲汉语，但不会像汉人那样寒暄。她还记得当年庄学本给家人和自己拍照，但细节记不清了。
她的父亲杨清云（藏名索囊仁清）是个生意人，见识颇广，会讲汉语，所以当了庄学本前期考察时的翻译。杨清云很开明，安排孩子们读书，学汉语。杨树芳还在成都上过一年小学。1936年前后，杨清云夫妇相继去世，杨清云的妹妹把杨树芳带大。成年后，杨树芳嫁给了同村的岳亮本。

新中国成立后，持续的政治运动让这个偏远的嘉绒藏族山村也无法安宁，杨树芳一家人的命运也随之动荡。

岳亮本是个有文化的人，曾是理县的科级干部，在民族土地改革工作组工作。杨树芳也因读过书，会讲汉话，在上世纪50年代做过幼儿教师，并当过村里的会计。然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岳亮本被诬陷为破坏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判了八年有期徒刑，到农场进行“劳改”。杨树芳也受到牵连，只能去种田维持生计。在人民公社时期，杨树芳带着孩子干农活挣工分，大饥荒时忍饥挨饿，到处找野菜。

1963年，岳亮本在家中病逝。此后杨树芳一直在村子里务农，一人把四个孩子带大。作为“反革命分子”的遗孀和子女，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杨清云建的大房子在上世纪50年代便被公家拿去作为粮仓，直到80年代包产到户时才还给他们。

今年8月，杨树芳被二女儿接到了县城。虽历经坎坷，但老人很少谈及过往，只是每天转动手中的念珠，求得一份平静。

从理番到理县，不仅城市和建筑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文化也在变迁。理县的嘉绒藏族和旁边汶川县的羌族，只有中老年妇女还身着民族服饰，年轻人很多都不会讲本族语言了，也不再普遍虔诚地信仰藏传佛教。（文  周松）

摄影/庄学本 周松

图中扇面是1934年张大千题赠画家郑琪的《牡丹》。当年，张大千36岁，他在早期曾仿明人用笔，此《牡丹》图就在题中明言乃仿徐渭笔意，并引用徐渭咏牡丹诗：“墨染娇姿浅淡匀，画中亦足赏占春。长安醉客靴为祟，去踏沉香亭上尘。”

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对青藤（徐渭）白阳（陈淳）没骨写意花卉多有研习，仿作亦很多，上引徐渭之诗，逢画牡丹亦常题引。画中牡丹着于画影，外形上只取梗概，粉笔带脂，点染并用，茎叶稍作勾勒，不求形似，有所谓“舍形而悦影”。

自1932年起，张大千虽与仲兄张善孖居于苏州网师园，但几年间多次北上，在北平画坛颇有影响。1934年，寄居颐和园听鹂馆时，张大千在“蝴蝶会”中与于非闇相识，得其“南张北溥”（溥指溥心畬）之称：“张八爷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是图绘华贵的。论人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不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

十年后，张大千赴敦煌临习壁画，后画风一转，由元明文人写意风格转而效法唐宋，致力于工笔花卉鸟虫。他在画坛盛名更著，与名流达士交游更广，润笔与画作售价更巨。

傅雷彼时则对其颇有微词：“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

1934年1月19日，奥利维亚·迪翁夫人生下了五胞胎，据说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案例。

奥利维亚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位农妇。她的五胞胎都是女孩儿，分别叫玛丽、艾米丽、塞西尔、安妮特和伊冯娜。孩子们被安置在恒温箱里，每天用精油洗澡，进去探视的人都被要求穿上医用白大褂、戴上口罩。

这五个女孩儿的诞生并健康生长，在当时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奇迹。加拿大政府对这些小公民感到无比骄傲，为她们安排了专科医院。奥利维亚和孩子们还没出院，通往迪翁家崎岖不平的道路已经修理平整，并建起了一条临时铁路线，以保证未来母乳的替代品可以快速畅通地运往迪翁家的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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