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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观望,是摄影家最幸福的时刻


文/沈祎  摄影/陈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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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芦洲,一个与台北隔淡水河相望的小镇,背倚观音山。“往昔丰饶的农田果林因地形改变,海潮倒灌,盐化废耕变成贫瘠荒野。人口流失,小镇衰颓没落。观音山山岗遍布坟场野地,丧葬事务取代农作成为主要营生工作。死亡向下漫延,农人变身冥界摆渡者。”陈传兴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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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看似星际穿越的照片,被挂在陈传兴位于台北的行人出版社里,他会严肃地问看照片的人:像不像宇宙?然后颇有兴致地等待不同的答案。我问:是桌上的盐吗?他笑答:是一个浴缸。


这张“浴缸”摄于1978年的巴黎,彼时26岁的陈传兴刚离开台湾一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离开台湾前,还不知道谁是列维·斯特劳斯,谁是罗兰·巴特;而在之后巴黎求学的十年,他成为电影符号学大师麦兹的嫡传弟子,获得语言学和符号学博士。


然而,当时光再往前追溯,回到40年前的台湾,回望20岁出头的自己当年留下的这批影像,陈传兴却突然讳莫如深,不置可否起来。他说:“用罗兰·巴特那套是完全讲不通的。”


今次3月在北京首展的《未有烛而后至》中展示出的百余幅作品,40年来藏在黑暗之中从未示人。包括陈传兴自己,拍完之后也鲜有再看。不去看,并非担心被记忆刺痛,是因为“还没弄清楚这些照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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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展“未有烛而后至”的名字取自《礼记·少仪》中的“其未有烛而后至者,则以在者告”,讲的亦是一种伦理。“少仪”,是少年成长的仪式。40年前,年轻的陈传兴既是一场盛宴的“后至者”,亦不知不觉成为了在暗夜长路中等待为陌生宾客照明的执烛少年。正如陈传兴自述的:执烛少年没有言说的权利,因为他不是教谕者,而是等待着一次次的启蒙。当他在举烛为他人照明暗路的同时,也在沉默中反身自照。


陈传兴一再强调,这些影像不是历史档案,这些影像的价值也并非仰仗于时间。“如果抱着看一看台湾4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心态,可能会失望。”倘若把展厅看成一间“暗室”,观看的过程更像是一场精神分析。观者在透视的黑洞里,向自己提问。他真挚地说,“这是一种祈请,希望那些不可见的‘他们’再次‘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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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人像时陈传兴喜欢用105mm的镜头,景深会很浅,人和背景的关系就会有浮动,有更多不确定性。陈传兴说,他去法国留学期间看了很多西方绘画,才发现之前在台湾拍的那些影像无意中有很多西方绘画的参考。陈传兴曾经在卢浮宫看到华多的一幅画《Gille》,画的是一个穿着白衣站在舞台中的忧郁的小丑,这让他想到自己拍的流动戏班。当时,一般不会用这样(西方)的眼光看待所谓的“草台班子”、“歌仔戏”,但在陈传兴看来,从戏剧的起源来讲,东西方的精神性是一致的,只是戏剧的形式一直在演变。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