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有的地点，都可以在15-20分钟内通过步行或是骑车的方式抵达，无需经历令人焦躁的道路拥堵或是寻找车位。因为通勤、奔波所带来的疲惫感大大减少，有限的精力得以保留，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生活。
如果这样的描述已经是你日常会出现的场景，那你便已经居住在时下正在不断推行的“15分钟城市”社区中。对于普通人而言，它的便利性有目共睹：无论男女老少，在住所旁都能轻松触及基础生活的各方面。同时因为减少了汽车出行的碳排放，对于环境也更友好。
根据联合国的测算数据，目前全球已有5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2050年，地球上将有约100亿人口，其中三分之二会生活在城市区域。
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城市中，不断增加的人口让已有的道路、社区规划亟待升级，而“15分钟城市”（中国普遍称之为“15分钟生活圈”）的推行和策划，被普遍认为是让我们实现更加宜居和可持续的重要方式之一。
组成大城市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教授卡洛斯·莫雷诺于2010年提出了“15分钟城市”的概念，并在5年后的一次TED演讲中向公众描述了他的愿景，被认为是第一个创造出“15分钟城市”词语的人。
莫雷诺构想的概念，是踩在巨人肩膀上的。这一词语的雏形“邻里单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并于1929年由美国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克拉伦斯·佩里在论文中正式提出。多年后新城市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建筑师安德烈斯·杜安尼将佩里的概念描述为“美国规划史上最著名的图表”。
克拉伦斯·佩里规划的“邻里单位”
在佩里看来，“邻里单位”代表着理想的住宅区模式。学校位于整个社区的中心，社区内部的街道以曲线设计，更加美观安全，也阻止不必要的汽车通行。主干道用以划分各个社区的边界，商店市场位于社区周边或是主要入口，将至少10%的社区土地面积专门用于公园和开放空间，创造玩耍和互动交流的场所。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加邻近社区居民们的互动和凝聚力。
美国城市活动家简·雅各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也提出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她希望可以建立起适合步行和骑行，同时兼备社会功能的复合社区，并确信“邻近性”是让城市变得富有生机的关键。
安妮·伊达尔戈的团队为巴黎策划的“15分钟城市”
2020年，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的团队将卡洛斯·莫雷诺“15分钟城市”的规划作为其连任竞选活动的重要部分，获得了大量支持选票。
“在巴黎，我们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总在从一处奔波到另一处，试图节省出更多时间。这就是为何我坚信我们需要改造这座城市，让巴黎人可以在家附近15分钟的路程内学习、运动，享受医疗保健、购物。”安妮·伊达尔戈说道。
伊达尔戈的再次当选，使得巴黎市政府开始斥资改造原有的老城区，包括多多开辟适合骑行的通道，将一些废弃停车场建造为公共花园，在广场上设立方便行人休息的座椅等。
巴黎对于这一政策的落地，也让“15分钟城市”概念被媒体广泛报道，得到了伦敦、柏林、马德里等城市的响应。在伦敦新建的一些卫星城社区，多数住客希望拥有与市中心同样便利的生活圈子，甚至愿意多支付房租搬到相关区域。在疫情区间为了方便出行，柏林在城市中增设了额外的自行车道，让自行车的使用率增加了25%，市政府表示这些车道将会永久保留。
而在荷兰乌德勒支，几乎是全面实现了“15分钟城市”的概念，根据该市政府2019年至2021年的统计数据，城中几乎所有人的医疗、教育、体育等9项基本需求，都能通过骑行15分钟内完成。
在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中，能在15分钟内就搞定的生活，对于多数人来说显然非常方便。
疫情时代的阴谋论
“15分钟城市”提出的初衷，是减少人们对于汽车的依赖，促进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并改善城市居民的福祉和生活质量。
但过去三年里由于疫情的催化，许多人被迫开始居家办公，并在家附近快速解决购物、运动等必需。使得一部分欧美国家的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反乌托邦”的政府举措，不利于当下全球化的风潮，会让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被限制在“15分钟”的小圈子里。
这一论调从2022年10月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流传，最初是有媒体主张应该重建一个“后新冠肺炎时代”的世界，让人们生活便利同时，也提出少开车以减少碳排放的“气候行动”。这些文章被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后，变成了“政府打着气候行动的幌子限制普通人的自由”。英国政治家尼克·弗莱彻也曾在议会上提出了“15分钟监狱”的观点。
借着网络，这股歪风邪气开始被拱火，并得到了一些右翼分子和对气候行动持怀疑态度者的支持。包括卡洛斯·莫雷诺在内的一批主张15分钟城市的学者在网络上受到恶毒的人身攻击，工作邮箱被垃圾邮件塞满。一些市议员甚至遭到死亡威胁。
英国牛津郡就曾经处在这场荒唐风暴的中心。
去年11月29日，英国牛津郡为了缓解街区的拥堵，批准了一项新的交通系统计划：在主要道路上安装6个交通过滤器，通过识别车牌阻止私家车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穿过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违者将处以70镑罚款。但公交车、出租车、货车等公共车辆都可随意通行。
这一决定被一名推特用户添油加醋，表示：牛津郡议会已经通过了试行“气候封锁”的计划，2024年马上就要实行。而这些交通过滤器一装，更是准备把居民们限制在社区内。根据法规每辆车每年只有100天可以进出牛津，所有活动将受到限制，你同意吗？
随着各种转发，这条推文的讨论越发离谱。牛津郡政府不得不发布官方声明，表示“交通过滤器”在主要道路的分布是点状的，不会阻止人们出入牛津郡或其它任何地方，更不会把人们“封锁在社区里”。即便这位司机没有通行证，也可以通过绕路的方式进入特定区域。“城市的所有地方仍然可以开车到达，任何人开车或离家都不需要郡议会的许可。”
早在牛津郡议会2040年的地方规划中，就提到了“15分钟邻里社区”的建设，这项规划中虽有提到要“改善公共交通并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但规划的其他内容都和这个讨厌的“交通过滤器”无关。
“（15分钟城市）只是赋予了人们‘在当地生活得更便利’的自由，并不会被强迫人身自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卡洛·拉蒂说道。“但当一个问题开始受到关注时，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成为争议的导火索。”
这些阴谋论者是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生活便利，还是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而抗议？答案自在人心。
中国就有“15分钟生活圈”了
在中国主要工矿业城市的一部分80、90后中，童年的记忆总是相似：出生在家附近的职工医院，住在分配的家属楼，就读于厂办学校，出门走几分钟就有商店、菜市场和社区卫生中心。同一个家属院的小伙伴，随着年纪增长成了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如今长大后回想起来，这段让童年时觉得“世界很小”的经历，便是来自于具有中国特色的15分钟生活圈。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从当时的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老大哥”帮助中国兴建起了工厂，与之一同拔地而起的，还有借鉴了小区(mikrorajón)的苏联城镇住宅模式。
小区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当时苏联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基于当时克拉伦斯·佩里的“邻里单位”概念，一些包含住宅、学校、商店、娱乐设施和绿地的紧凑区域开始在当时盛行。后又因为住宅区不断扩大，到了1950年代，苏联开始在此基础上重新规划，每个小区会在附近提供日常所需的学校、医院、市集等设施。
小区模式于1956年被正式引入中国，1957年作为概念性规划方案提交给政府。1962年，建筑学者水亚佑在《建筑学报》上第一次对其作出了通俗解释：“由城市干道所包围，具有较完善的文化、生活福利设施的城市住宅居住建设的基本单位”。
在苏联，小区被允许居住区和工作地之间的距离最高不超过40分钟通勤时间。但在中国由于因地制宜，这个时间被大大缩短，各项基础生活的布局更加密集。当时还是孩子的许多“厂子弟”，从小奔跑嬉闹的小区，步行即可到达的学校幼儿园，夜晚的灯光球场，就是对于世界最初认识的雏形。
多年以后，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再次被提上中国现代社区建立的章程。
2016年10月，上海发布了《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并将长宁区新华路街道、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等一批老街坊作为试点。这让上海成为全国首个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概念的城市。这一规划从今年4月起，将会正式在全上海推行。
新华路的新社区规划
在成为试点后不久，上海新华路街道就确定了“花园社区、人文新华”的主题。以此来改造街区的公共设施，让菜市场、学校、公园等不同年龄层需求的地点变得触手可及，“新华·美好社区节”也已经举办了五届。时装秀、手工课等有趣的活动，增加了居民邻里间的了解。
诸如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这样的民间组织，也成为许多参与式社区活动的带头发起者，在政府和居民之间搭起聆听与沟通的桥梁。
在上海的引领下，中国当下多数城市规划中，也已经把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列入了建设考量。在每个城市都有的旧城改造中，城市基础设施会被重新梳理，研究其公平性与可达性，根据需要增补建设——通俗来讲就是15分钟生活圈。
卡洛斯·莫雷诺曾在巴黎《解放报》的采访中表示：城市生活的幸福感来自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日常必需品的持续供应，以及有充足的教育、娱乐资源。
15分钟生活圈概念的推行，无疑是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中，想要努力带给大家幸福感。即便日常需要长时间通勤工作，在工作地和家附近找到忙碌中的娱乐，也能让人从劳累中暂时解救。即便它仍然在不同的国家存在改善空间，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而从长远的环保发展来看，15分钟生活圈让我们通过步行或是骑行的方式探索周边，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私家车使用，能源和停车空间得以节省。
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大可在住所附近享受这15分钟可达的一切便利，也能通过社交网络了解并前往各种更加有趣的场所，探索更大的生活圈子。
把触手可及的便利留给生活，从身边放眼世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