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岛 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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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媒体老爱问我,会把自己比喻成什么花?我怎么知道呀,从来没想过这种奇怪的问题。”蜷川实花笑着说。


 

聊了两个多小时,补充了一盒冰淇淋后,她开始放松下来。

 

又聊起她的困惑,她的情感,未来的计划……

 

已经45岁了。她不想再给自己设置什么限定。


  

一路走来,她其实很顺利。

 

24岁时获得摄影奖项出道,和日本的时尚媒体合作,拍摄当红的艺人。


29岁获得有日本摄影最高奖之称的“木村伊兵卫奖”。

 

35岁时执导电影《花魁》,入围柏林电影节。


 

在日本媒体转衰之际,中国的工作机会又蜂拥而至。

 

她的时间表仍然排得满满当当。

 

 

她并不排斥把这些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拍得花枝招展。

 

现在的偶像,是被大众把欲望都集合到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了。我想看看只有他们身上才有的能量。”

 


在她看来,这种能量虽然不那么高雅、知性,却是当下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环。

 

就像她一直喜欢拍摄的金鱼,“金鱼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来看它,观赏它。”

 


除此之外,她也拍摄其他风格的作品。但很少在中国被知晓。

 

即使如此,她也觉得在中国很舒服。因为中国人只知道她是蜷川实花,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形容她是蜷川幸雄的女儿。


上图来自 Lens 出版的《目客 003:山本耀司》

摄影:Takay


蜷川幸雄是日本的戏剧大师。虽然一度也要靠做演员的妻子养家,但在日本社会备受尊重。

 

所以,蜷川实花一直背负着父亲的盛名。也不断躲避它。


可能从10岁时,她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开始着急,想要只靠自己的力量开出一片天。

 

但越是这样努力往前冲,却越能发现父亲熟悉的身影早就刻度在自己的身体里。



“在我5岁之前,一直都是妈妈在外面挣钱养家,父亲在家照看孩子。可能在那时,父亲就按照他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来教育我的。父亲不希望我成为日本常见的家庭主妇,而是成为能够出去工作、自己养活自己的独立女性。”

 

如果在经济上不能够独立的话,做事就会束手束脚,自由度就会下降。这是他教育我的核心观念。



他应该希望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是想分手就分手的帅气女性。在经济上,在精神上都可以独立自主,不需要考虑别的因素,只需要听从自己的内心,自信地和男性分手。”

 

“想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想分开了就分开,我不太会忍耐。父亲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不过倒是笑着对我说过:‘这不会是我的责任吧?因为我这样教育你的,所以才......’”

 


“他在我小时候就跟我说,如果摆在你面前的有左右两条路,既使别人都选择了右边的路,如果你认为左边才是正确的,那就不要因为只有你一个人选择左边而犹豫,要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艺术家,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自己非常勤奋刻苦,认真自律。到他80岁去世之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一直是拼命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的。”

 


“我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深切地感受到了要创作出一个好的作品,原来是需要这么努力,这么辛苦付出的。这大概是他给予我的最宝贵的财富吧。”

 

蜷川幸雄去世之前,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那时他在香港有公演,周围人都劝他,这次就不要去香港了;可他自己说,“如果我去的话,效果肯定会更好。”

 


蜷川幸雄飞到香港以后,在那里倒下了。

 

“说实话,即使他不去,演出也能进行……即使要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但只要是为了作品能有更好的效果,他都会义无反顾地这样做。



父亲病倒后,蜷川实花飞到香港,在陪伴他走完最后时间,以及父亲去世后的一段,她用小相机记录了自己的心情。


她把这些照片命名为《那些美丽的日子》,用它们来和父亲告别。


(这段故事详见:“爸爸去世的那天早晨,天空美的让人恐怖”

 


“我和父亲关系虽然很好,但是我妹妹和父亲的关系更像是普通的父女吧,两个人在一起会有说不完的话,会一起去超市,去便利店,而我和父亲,谈论的更多是工作之类的话题。”

 

“父亲去世之前,和我谈过很多。他会担心很多人,比如我妹妹呀,他的孙子呀。但是他一次都没有提到我。我就问他,难道你不担心我吗?他说:你肯定没问题的。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在父亲眼里还挺可靠的。”



蜷川实花现在有两个孩子,大儿子10岁,小儿子2岁,这让她很少有空闲时间。但她还是争取保证每天早上能有三四十分钟的散步时间,那是她每天唯一的独处时间。

 


她也不再在意摄影师、导演之类的标签。

 

现在会觉得可以更柔软些,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想做的就去尝试看看。”


 



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从他那里得到过的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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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由蜷川实花工作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