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我的声音是普普通通的,但他们说我的歌里面有故事”。胡德夫说。
上世纪70年代,他和李双泽、杨弦等人发起了台湾民歌运动,后来又投身原住民运动,历尽坎坷。直到55岁时,他才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如今66岁的他,还在一个个城市奔波着唱。
有人说,他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他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
“其实就是写我经历过的事情,写里面的憧憬,写过往的快乐时光,写我学到的祖辈唱歌的态度。”他对Lens说,“对大自然的那种赞叹是不可以少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写去唱。”
但他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去唱歌的。
胡德夫说自己一个“意外歌手”。70年代初,他去台北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应征驻唱,只是为了多一点收入,来为身患癌症的父亲筹措医药费。那段时间,他同时打三份工,白天去纺织公司当英文秘书,晚上除了弹唱还去一家铁板烧餐厅打工,他在台大外文系的学业也因此荒废了。
胡德夫唱的主要是西方的民谣,他很少用麦克风的豪迈歌唱,被余光中形容为“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
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馆
然后,在咖啡厅的角落,他碰到了李双泽,“我也没想到会碰到他嘛。李双泽这个朋友,他不是唤起我去唱我自己卑南族的歌的人而已,他唤起我:‘你可以写歌。’”
那是1973年底。当时24岁的李双泽,在数学系毕业后曾到西班牙、美国学画,并受其音乐熏陶,回台后被誉为“台湾的鲍勃·迪伦”。
但当时,胡德夫怀疑说,大家都是拿个吉他唱英文歌,谁会愿意听一个原住民的歌,谁会愿意听台湾民谣呢?
李双泽很坚持,他对胡德夫说:“你常常讲的,你小时候离开那个山谷,排湾族群的那个小山谷,你说你很快乐、你很想念那个地方,你说你在牛背上是一个王,天空的老鹰是你的向导……这个就是歌啊。”
前排中站着的小男孩即是胡德夫
胡德夫回去之后,把整个在山上的事情想了很久。“我一个小孩儿,早上七点钟要上课,我四点钟就起来去喂饱我的牛;这时候老鹰也起来飞到天空了,互相‘咦——’呼唤着在学习飞的小鹰,一家全在天上翱翔。我还可以跟它们对话,那‘咦’声响彻满山谷。自己躺在那个贫瘠的山坡上,但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草原,我是个骑士,腰系弯刀啊这样子。那个我不能忘记的,很得意……”
“我每次在大陆唱《牛背上的小孩》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会一副怅然的样子,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问他们说:‘为什么常常在台上唱,底下有孩子哭呢?’他们说:‘胡德夫你不知道,很多的小孩,不管男的女的,都是用逃的,逃出农村来。你快乐地唱农村的(事物),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那样的。哪个孩子不想跟都市的孩子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得到的知识一样多啊。孩子们就用逃,离开自己的故乡。所以你唱稻米、水牛、香蕉……会勾起他们这个(乡愁)。’”胡德夫很感慨,他写的只是一个岛的乡愁,却“引来这些孩子们很大的、浓浓的乡愁。”
温暖柔和的朝阳
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
山仍好梦 草原静静
等着那早来到的牧童
终日赤足 腰系弯刀
牛背上的小孩已在牛背上
……
——《牛背上的小孩》歌词
写了《牛背上的小孩》后,很多朋友都知道胡德夫能写歌。有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陈君天,就把自己的一首诗拿给他,央求他写成歌。
“麻烦你三天好不好?” 陈君天说。
胡德夫回答:“干嘛?你知道我一首歌要酝酿多久才出来吗?”
《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他写了一年,《飞鱼 云豹 台北盆地》,则写了十二年。
但他看重朋友。所以回家后把钢琴打开,摸索着“乱弹”。“《匆匆》就这样诞生了。他(陈君天)讲到时光的那个词,我有点感动。”胡德夫对Lens回忆说。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
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
韶光逝去无影踪。
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
匆匆,匆匆,
种树为后人乘凉,
要学我们老祖宗。
人生啊,就像一条路,
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匆匆,匆匆。
……
——《匆匆》歌词
后来,胡德夫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沉寂了很多年没有唱这首歌。一直到2005年、他55岁的时候,才再次把《匆匆》拿出来唱,“这时候感受和味道又不一样了。”
《匆匆》的录制,是在胡德夫的母校淡江中学。“在那个小小的已经不用的小教堂里头,是以前我们唱歌的圣地。那部钢琴还在啊!”
胡德夫11岁离开台东大武山的部落,进入淡江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有唱诗班。校长陈泗治是台湾第一代钢琴音乐家,每天早晨,他亲自弹琴,全校师生跟着唱歌。校长的翩翩风度给胡德夫很多熏陶。校长也照顾他,安排他勤工俭学打扫琴房,这样胡德夫就有很多偷偷练琴的机会。但校长最期望他学好外语,然后把本民族的文字、音标创造出来。
录制专辑时,胡德夫手触碰到琴键,想到陈泗治校长常常在这张琴上弹奏,想到自己辜负了他的期望,“我弹那个琴,很激动了……”他回忆说,而且,“一整天都是蝉的声音。一停我就录,要不等下时间就不够用了。”当时,他也只是想把专辑送给朋友当礼物,没想到后来正式出版。唱的时候“就比较急”,他说,“讲时间的匆匆,你就要缓缓地说”。
当年一起发起民歌运动的三个人中:李双泽在1977年因为救人而罹难;杨弦在80年代初移居美国,从事医学;胡德夫从1980年就开始为原住民权益奔走,但也熬过了时间,一直在歌唱。2005年,《匆匆》在台北红楼剧场举行发布时,台湾早期从事社会运动的人都来了,有绿,有蓝,他们有些已经疏离甚至敌对了,不讲话了,但那一刻却坐在一起,在音符响起时,打着同样的节拍……
如果不是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胡德夫也许会成为一个外交官。
“但是你就是那一批,你走出这个山谷的时候,正是你部落解构的开始。你越在都市游走,就越看到更多在游走的脸谱是跟你同一代的:你来读书,他们来求生活求一口饭吃,在都市的边缘。”就是这样,胡德夫开始为原住民奔走。
“后来我想,我唱鲍勃·迪伦唱得再好,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Blowing in The Wind》里面讲的,‘一个男人要把头转过去多少次才能假装自己没看见?’我坚持这样的东西的话,我可以从唱歌、多唱一些自己民族的歌,然后告诉年轻人,这是最最遥远的路,我们一起来走走看。写这样的东西,才会觉得有意思,有意义。”
那些斗争让他从刚刚兴起的民歌运动中消失了,但他说,“其实那是我真正走进民歌的时候。”因为运动就是一首歌,也因为他为了鼓舞同胞,那个时候写了很多歌,在地下唱。像《最遥远的路》,《飞鱼 云豹 台北盆地》,《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他希望唱歌的人,都要想想:每个人都是让这个地方美丽或变丑的一份元素。
原住民运动遭遇过很多挫折,最初是政权的重重压制,后来也有内部的争权夺利,胡德夫承受了很多代价和伤害,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家乡,是大武山再次收留了他,治愈了他。
“对原住民运动,我也无悔。回想起来,我只觉得还好我们在我们感受到的时候就动手去做了,如果当时不做,轮到现在孩子们才要开始做,那会很辛苦。我想,该我们那个时代做的事,我们做了,那就够了。”他曾说道。
原住民获得了更多的尊严,也主动开始了改变。比如有一个部落,20多年前他去到那里时,全部落几百人中,有一百多个都是醉醺醺地躺在地上,“每天都是这样,因为生活愁苦……”现在,他们已经转变了过来。这是胡德夫最高兴的。
如今,在台东老家,胡德夫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在那里会朋友,写东西。
他想告诉每天匆匆来去的都市人:“没有擦肩而过就结识到的朋友”,“从不认识,从那么繁忙,从根本不必打招呼,非常匆匆的脚步,乒乓乒乓当中,茫茫的人海里,能够结识到朋友,结识到好的事情,在里面觉得有在改善自己,我想说的是这个”,“连我这么老我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这个八月,胡德夫预计就要迎来自己的孙辈了,“以后,我就有一个特别的听众。我会带他/她去海边,唱唱歌,捡捡石头,看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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