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我的声音是普普通通的，但他们说我的歌里面有故事”。胡德夫说。
上世纪70年代，他和李双泽、杨弦等人发起了台湾民歌运动，后来又投身原住民运动，历尽坎坷。直到55岁时，他才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如今66岁的他，还在一个个城市奔波着唱。
有人说，他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他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
“其实就是写我经历过的事情，写里面的憧憬，写过往的快乐时光，写我学到的祖辈唱歌的态度。”他对Lens说，“对大自然的那种赞叹是不可以少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写去唱。”
但他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去唱歌的。
胡德夫说自己一个“意外歌手”。70年代初，他去台北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应征驻唱，只是为了多一点收入，来为身患癌症的父亲筹措医药费。那段时间，他同时打三份工，白天去纺织公司当英文秘书，晚上除了弹唱还去一家铁板烧餐厅打工，他在台大外文系的学业也因此荒废了。
胡德夫唱的主要是西方的民谣，他很少用麦克风的豪迈歌唱，被余光中形容为“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
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馆
然后，在咖啡厅的角落，他碰到了李双泽，“我也没想到会碰到他嘛。李双泽这个朋友，他不是唤起我去唱我自己卑南族的歌的人而已，他唤起我：‘你可以写歌。’”
那是1973年底。当时24岁的李双泽，在数学系毕业后曾到西班牙、美国学画，并受其音乐熏陶，回台后被誉为“台湾的鲍勃·迪伦”。
但当时，胡德夫怀疑说，大家都是拿个吉他唱英文歌，谁会愿意听一个原住民的歌，谁会愿意听台湾民谣呢？
李双泽很坚持，他对胡德夫说：“你常常讲的，你小时候离开那个山谷，排湾族群的那个小山谷，你说你很快乐、你很想念那个地方，你说你在牛背上是一个王，天空的老鹰是你的向导……这个就是歌啊。”
前排中站着的小男孩即是胡德夫
胡德夫回去之后，把整个在山上的事情想了很久。“我一个小孩儿，早上七点钟要上课，我四点钟就起来去喂饱我的牛；这时候老鹰也起来飞到天空了，互相‘咦——’呼唤着在学习飞的小鹰，一家全在天上翱翔。我还可以跟它们对话，那‘咦’声响彻满山谷。自己躺在那个贫瘠的山坡上，但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草原，我是个骑士，腰系弯刀啊这样子。那个我不能忘记的，很得意……”
“我每次在大陆唱《牛背上的小孩》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会一副怅然的样子，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问他们说：‘为什么常常在台上唱，底下有孩子哭呢？’他们说：‘胡德夫你不知道，很多的小孩，不管男的女的，都是用逃的，逃出农村来。你快乐地唱农村的（事物），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那样的。哪个孩子不想跟都市的孩子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得到的知识一样多啊。孩子们就用逃，离开自己的故乡。所以你唱稻米、水牛、香蕉……会勾起他们这个（乡愁）。’”胡德夫很感慨，他写的只是一个岛的乡愁，却“引来这些孩子们很大的、浓浓的乡愁。”
温暖柔和的朝阳
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
山仍好梦 草原静静
等着那早来到的牧童
终日赤足 腰系弯刀
牛背上的小孩已在牛背上
……
——《牛背上的小孩》歌词
写了《牛背上的小孩》后，很多朋友都知道胡德夫能写歌。有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陈君天，就把自己的一首诗拿给他，央求他写成歌。
“麻烦你三天好不好？” 陈君天说。
胡德夫回答：“干嘛？你知道我一首歌要酝酿多久才出来吗？”
《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他写了一年，《飞鱼 云豹 台北盆地》，则写了十二年。
但他看重朋友。所以回家后把钢琴打开，摸索着“乱弹”。“《匆匆》就这样诞生了。他（陈君天）讲到时光的那个词，我有点感动。”胡德夫对Lens回忆说。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
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
韶光逝去无影踪。
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
匆匆，匆匆，
种树为后人乘凉，
要学我们老祖宗。
人生啊，就像一条路，
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匆匆，匆匆。
……
——《匆匆》歌词
后来，胡德夫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沉寂了很多年没有唱这首歌。一直到2005年、他55岁的时候，才再次把《匆匆》拿出来唱，“这时候感受和味道又不一样了。”
《匆匆》的录制，是在胡德夫的母校淡江中学。“在那个小小的已经不用的小教堂里头，是以前我们唱歌的圣地。那部钢琴还在啊！”
胡德夫11岁离开台东大武山的部落，进入淡江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有唱诗班。校长陈泗治是台湾第一代钢琴音乐家，每天早晨，他亲自弹琴，全校师生跟着唱歌。校长的翩翩风度给胡德夫很多熏陶。校长也照顾他，安排他勤工俭学打扫琴房，这样胡德夫就有很多偷偷练琴的机会。但校长最期望他学好外语，然后把本民族的文字、音标创造出来。
录制专辑时，胡德夫手触碰到琴键，想到陈泗治校长常常在这张琴上弹奏，想到自己辜负了他的期望，“我弹那个琴，很激动了……”他回忆说，而且，“一整天都是蝉的声音。一停我就录，要不等下时间就不够用了。”当时，他也只是想把专辑送给朋友当礼物，没想到后来正式出版。唱的时候“就比较急”，他说，“讲时间的匆匆，你就要缓缓地说”。
当年一起发起民歌运动的三个人中：李双泽在1977年因为救人而罹难；杨弦在80年代初移居美国，从事医学；胡德夫从1980年就开始为原住民权益奔走，但也熬过了时间，一直在歌唱。2005年，《匆匆》在台北红楼剧场举行发布时，台湾早期从事社会运动的人都来了，有绿，有蓝，他们有些已经疏离甚至敌对了，不讲话了，但那一刻却坐在一起，在音符响起时，打着同样的节拍……
如果不是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胡德夫也许会成为一个外交官。
“但是你就是那一批，你走出这个山谷的时候，正是你部落解构的开始。你越在都市游走，就越看到更多在游走的脸谱是跟你同一代的：你来读书，他们来求生活求一口饭吃，在都市的边缘。”就是这样，胡德夫开始为原住民奔走。
“后来我想，我唱鲍勃·迪伦唱得再好，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Blowing in The Wind》里面讲的，‘一个男人要把头转过去多少次才能假装自己没看见？’我坚持这样的东西的话，我可以从唱歌、多唱一些自己民族的歌，然后告诉年轻人，这是最最遥远的路，我们一起来走走看。写这样的东西，才会觉得有意思，有意义。”
那些斗争让他从刚刚兴起的民歌运动中消失了，但他说，“其实那是我真正走进民歌的时候。”因为运动就是一首歌，也因为他为了鼓舞同胞，那个时候写了很多歌，在地下唱。像《最遥远的路》，《飞鱼 云豹 台北盆地》，《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他希望唱歌的人，都要想想：每个人都是让这个地方美丽或变丑的一份元素。
原住民运动遭遇过很多挫折，最初是政权的重重压制，后来也有内部的争权夺利，胡德夫承受了很多代价和伤害，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家乡，是大武山再次收留了他，治愈了他。
“对原住民运动，我也无悔。回想起来，我只觉得还好我们在我们感受到的时候就动手去做了，如果当时不做，轮到现在孩子们才要开始做，那会很辛苦。我想，该我们那个时代做的事，我们做了，那就够了。”他曾说道。
原住民获得了更多的尊严，也主动开始了改变。比如有一个部落，20多年前他去到那里时，全部落几百人中，有一百多个都是醉醺醺地躺在地上，“每天都是这样，因为生活愁苦……”现在，他们已经转变了过来。这是胡德夫最高兴的。
如今，在台东老家，胡德夫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在那里会朋友，写东西。
他想告诉每天匆匆来去的都市人：“没有擦肩而过就结识到的朋友”，“从不认识，从那么繁忙，从根本不必打招呼，非常匆匆的脚步，乒乓乒乓当中，茫茫的人海里，能够结识到朋友，结识到好的事情，在里面觉得有在改善自己，我想说的是这个”，“连我这么老我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这个八月，胡德夫预计就要迎来自己的孙辈了，“以后，我就有一个特别的听众。我会带他/她去海边，唱唱歌，捡捡石头，看看海。”
资料图片由无非文化与胡德夫先生提供，其他图文版权为“重逢岛”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