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天真时光

“尽管《牯岭街》是一流的杰作。可是后来杨德昌每次找我做什么事，我心里都还是感到害怕，我还真没有做过一个工作后来害怕成这个样子。”詹宏志说。

他是台湾资深的文化人，25岁做报纸主编，主持过两家唱片公司，领导过远流和城邦出版，创办一系列杂志、网站、电子报，后又建立台湾最大的电商平台，中间还帮助侯孝贤和杨德昌策划和制片了9部电影。

侯孝贤（左二）、杨德昌（左三）、詹宏志（右一）

80年代初“台湾新电影”兴起时，詹宏志还在美国，回台湾后，他很受震动，写了一些评论文章来鼓励这些新人，后来又执笔起草了《台湾新电影宣言》。

“大部分的人并不需要我的工作，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我的认同。他们就是感觉，如果连你这个聪明人都觉得他们是对的，那他们应该是对的。”他对Lens回忆说。

当时，这些人的心气很高。财务挫折时，侯孝贤就把自己房子抵押了，有政治压力，则会让他们更充满激情。但票房接连惨败，就连《童年往事》都亏损。“这么好看，为什么会没有人看？”他们很苦恼，还有影评人骂他们“把电影玩完了”。

为了帮助朋友，詹宏志才介入了电影，他先是在《恋恋风尘》和《尼罗河女儿》时帮助侯孝贤去找钱，做宣传。后来又跳出来做监制，帮助《悲情城市》引入圈外投资人，统一售卖国际版权。

“能不能找到钱，能不能营销，关键还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只是不知道条件要谈在哪。而且我跟生意人讲话不会动怒的，他们是耐不住的，我也完全能用生意人语言。”詹宏志说，他还写了一篇《侯孝贤经济学》，提出投资侯孝贤比投资成龙安全。

《悲情城市》因为题材禁忌，侯孝贤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詹宏志则要考虑如果台湾不能上映，如何通过国际运作收回成本。在他看来，艺术电影并不是“艺术”和“商业”的对立，而是属于“艺术市场”，要做好那个市场，需要另一套的工作方法。

电影《悲情城市》

结果，《悲情城市》获得金狮奖，票房大卖。接下来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下称《牯岭街》）也很容易就拿到了投资，但等待詹宏志的却是诸多“折磨”。

“他（杨德昌）没跟片商讲，就把拍摄计划换了，一次又一次改预算，我跟投资人很难解释。最后我是替所有的支票全背书了，如果没拍成，我要后半辈子全部还这个钱了。所以，不只是每日的工作折腾，还有心理上的压力，意识到那个赌注……”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他比较侯孝贤和杨德昌说，“侯孝贤是对这个社会上不变的东西很敏感。杨德昌对变的地方很敏感。”“杨德昌有一点点精英式的生活。侯孝贤是从头到尾都是比较草根的。杨德昌的电影里永远有那种会听古典音乐的人，侯孝贤的你是不会看到这个东西的。”

《悲情城市》、《牯岭街》的开拍，是台湾威权体制解体的前夜，但身处当时来看，还是属于禁忌性的题材，他们都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所以，他们在拍的时候，都有一点点悲壮的。这么悲壮的事你想做，跟那个社会、那个气氛是有关联的。晚几年，感受就完全不是这回事。那种拍戏时候真的紧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电影《一一》

台湾在80年代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学、电影、音乐等领域的人才，而且，走得很近、很紧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

詹宏志解释说，“那个时候大家一无所有，最后的天真时期，工作者之间没什么算计，没有去想得失，人际关系还很清纯……”

放到现在，“哪怕年轻人有才气，他们要再重新组合这样的关系是很难的。因为他们都看到前面的例子，那他们心里就有期待，就有愿望，就想要安排某种结果来，这事就没办法那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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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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